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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竺可楨1947年在劍橋圖書館閱讀外國古天文學資料時寫的讀書筆記。筆記里中英文混雜，還粘貼著少量剪報。這里記錄的不僅僅是竺可楨的讀書筆記，還有后來發表的幾篇重要論文的草稿。

干涸的羅布泊底，偶可見到大片蘆葦枯枝鋪滿地面，依稀昭示著這里曾經的水草豐美。羅布泊——這曾經飄滿蘆花的西域仙湖在上世紀60年代徹底干涸了，從那時算起，這些蘆葦已死去將近半個世紀，它們與堅硬的鹽殼膠結在一起，逐漸成為了荒原的一部分。攝影／孫志軍

胡兆量老師雖然離休了但經常回到系里指導學生（圖1）。

位于河南省新安縣的黛眉山國家地質公園，包括龍潭峽、雙龍峽、黛眉峽三個峽谷群。其中龍潭峽谷是一條由紫紅色石英砂巖經流水追蹤下切形成的U形峽谷，全長12公里，屬典型嶂谷地貌。奇石、流泉、飛瀑、幽峽所散發出的石文化、水文化、峽谷文化濃郁氣息和獨特個性，賦予龍潭峽谷以靈性。谷內嶂谷、隘谷呈串珠狀分布，不同時期的流水切割、旋蝕，磨痕十分清晰，巨型崩塌巖塊形成的波痕大絕壁中外罕見。兩壁懸崖對峙，如切如削，垂直高度超過百米。攝影／馬宏杰

遍布雪山、日照強烈的青藏高原并非寸草不生的不毛之地，在其南部氣候溫和濕潤的地區，分布著大量不同類型的植物群落。在藏東南等地更是呈現出森林與雪山共存的奇妙自然景觀。攝影／劉正良

王二七?研究員 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

東喜馬拉雅高山冰緣植被帶出現的嵩草草甸斑塊

趙濟

斯文·赫定? 瑞典探險家、地理學者 羅布泊地區存在一南一北兩個沉積中心，北面的在樓蘭古城東南、南面的在喀拉和順，塔里木下游河道如鐘擺一般前后擺動，便造成羅布泊的南北游移。河道擺動和湖泊游移的驅動力，來自因泥沙淤積和風力侵蝕造成南北地勢的彼此消長。有水的河道和湖盆淤積升高，無水的則受到侵蝕而海拔降低，兩邊高差達到一定程度，水勢便由高就下，有水和無水位置互換，如此循環。對此假說，西方探險家看法不一。比如，美國地理學家亨廷頓就認為羅布泊不是“游移湖”而是“盈虧湖”。兩千年前這里原是內陸海，面積極大，將南北兩個湖盆都包括在內，后因氣候變干而漸漸收縮，殘留一個小湖，中世紀氣候變濕，水量增加，又變為大海，經過第二次變干，現在只保存南部的湖泊（喀拉和順）。

韓慕康老師的辦公室只有“立錐之地”是留給人的。

側切溝谷發育的崖壁—由于溝谷橫斷面呈“V”形，故稱“V”形谷。谷底寬20—50米，右岸谷坡80°左右，左岸已近于直立，相對高差230—150米。攝影／馬宏杰

張江齊 研究員 國家基礎地理信息中心

高達30米，直徑近1米的刺栲是墨脫常綠闊葉林的主要建群樹種之一。

這是斯文·赫定在喀拉和順記錄數據時留下的一張照片，他是一名優秀的測量員。當赫定發現羅布泊洼地比喀拉和順低之后，他推論那里才是最主要的一片湖區，喀拉和順不過是羅布泊的游移湖。

崔之久老師從不忌諱談論他的右手，因為這是一次光榮的回憶。1959年考察慕士塔格峰時，同行的30人中有3人凍掉了腳趾、3人凍掉了鼻子、3人凍掉了手指。他的右手也嚴重凍傷，以致截去五指。攝影／王寧

圖1 圖2 嶂石巖地貌典型的裂隙谷。這種特殊的形態與構成它的巖石性質有關。這個堅硬的厚層是構成它的主要成分—石英砂巖，下面則是一層比較薄、比較軟的泥巖或泥質砂巖。雖然薄，但是卻在嶂石巖地貌形成過程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為比較松軟，易于風化，然后其上的巖石在重力作用下垮塌下來，這是嶂石巖地貌形成的一個主要原因。當底部軟巖層被侵蝕掏挖后，上面的巖石沿裂隙向下垮落，首先形成縱深往里、一頭開口的溝谷，兩側陡壁繼續垮塌，就逐漸形成嶂谷。圖1攝影／張文質

張青松 研究員 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

地處羌塘高原西北部寒旱中心的高寒荒漠帶直接與高山冰緣植被帶相接，并向上過渡到永久冰雪帶，成為世界山地最簡單的植被垂直帶譜。

20世紀初葉，羅布人在塔里木河下游捕到的一米多長的大魚。1959年，新中國科考人員在羅布泊也有類似的經歷。

崔海亭老師一遍遍查證地理發現的出處和說法，他曾在課堂上教育學生“做大寫的人”，這回再一次言傳身教，告訴我樸素的做人道理（圖2）。

關山位于太行山南端的河南輝縣市，與山西晉城交界。其崖壁為太行山之魂，高達千余米，由2—3層或4—5層陡崖疊置而成。“U”崖是河流溯源侵蝕尚未切穿整個山體，或是因河流改道等原因形成的地質遺跡，上游為陡崖封閉，河流在陡崖處以瀑布的形式下瀉，下游為碎石堆積。流水一方面侵蝕了兩側的裂隙，使裂隙擴大，為巖石崩塌創造了條件；一方面掘蝕了崖底的泥質巖，使之向內掏空，形成崖廊，使上面的崖墻懸空，造成陡崖崩塌，從而造成陡崖后退，形成圍谷。層層疊置，形成疊谷，瀑泉飛瀉，煞是壯觀。

丁林 研究員 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1934年，羅布人在因1921年塔里木河改道而重新注滿水的羅布泊中用船槳捕魚。水面雖然遼闊，但水深卻剛剛沒過腳面。供圖／楊鐮

由京津冀、山東半島和遼東半島數個經濟區構建的環渤海經濟區，擁有數十個城區人口超過百萬的城市，但是跟長三角和珠三角相比，經濟總量和經營環境都存在著明顯的差異，主要問題是各省市之間的地方意識導致了地區間經濟協調成本的增高，從而影響了人才、技術等要素的流動。

紅石峽崖壁上的白龍瀑，它由80余米高的懸谷中流出，猶如白龍出洞，飛流直下匯集成潭。攝影／王樹洲

劉小漢 研究員 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胡煥庸線最初是基于中國的人口分布而提出的，可是在此之后更多的人們，又賦予了胡煥庸線更多的神奇。有學者提出，中國山頂面高程等值線的研究揭示出平行于胡煥庸線的走勢；有學者則發現沿著胡煥庸線，形成了中國農牧交錯帶（生態環境脆弱帶）；上世紀90年代，王錚等在研究自然災害分布特別是地震活動的空間活動特征時，發現一個地震幕期間，強震活動震中連線具有近于平行胡煥庸線的特征……而我們雜志在2005年“選美中國”過程中，也發現了一個有趣的規律：中國國家級風景名勝區的分布，在胡煥庸線劃出的西北半壁上只占4％，而在東南半壁上卻占到了96％，與胡煥庸對人口分布的描述不謀而合。上圖為作者正在和胡企中先生一起探討胡煥庸線的意義。

蒼巖山上古木參天，層巒疊翠。在這些峰巒之間，散落著眾多禪房、古剎、亭臺、碑碣，大都是明清時期的遺物，這些建筑或建于峭壁之上，或坐落于斷崖之下，雕梁畫棟，古色古香。橋樓殿是蒼巖山最有名的一座建筑。只見在兩壁斷崖之上，凌空架有 3座單孔石拱橋，橋上還建有樓殿，從山下仰望，橋樓凌空飛跨，云移樓動，恍然欲飛。此殿是我國三大懸空寺之一，也是我國古代建筑的杰作。攝影／李輝

青藏高原隆升過程模式圖 中國的大地構造學家們認為：青藏高原是由大小不同的6片陸塊與它們之間5條縫合帶不斷拼接而成。實際上，從4億多年前的早古生代至今的地質歷史長河中，青藏高原所在地區一直處在陸塊拼合、開裂、再拼合的過程中，就像是拉手風琴般地往復運動，直到最終印度板塊與歐亞板塊碰撞聚合。從與高原隆升關系較為密切的中生代侏羅紀起，新特提斯海不斷擴張，海底洋殼向北俯沖。北部開裂的海盆到侏羅紀末期即告封閉；在侏羅紀到白堊紀之間，印度板塊加速向北漂移，新特提斯海開始收縮；從白堊紀到第三紀早期，新特提斯海閉合消失，印度板塊終于與歐亞板塊碰撞聚合。自第三紀始新世至今，印度板塊持續向北推移，高原地殼受到擠壓，在南北方向上劇烈變形、縮短并加厚，隨之高原地形急速上升。繪圖／張瑜?資料來源／《青藏高原地圖集》

大城市發展到一定程度，通常會面臨功能與定位的重新調整，在專家看來，早期比較注重發展鋼鐵工業的北京，現在正朝著文化城市和政治城市的目標發展，而越來越密集的各種文化活動和代表著國際水平的演出，正讓城市變得更加具備人文內涵。攝影／Bjcb

圖攝影／王樹洲

圖1 在藏南崗巴發現的海相動物群，包括崗巴波褶蛤（1）、喜馬拉雅半星海膽（2）、堆納滑體螺（3）和西藏少刺蹄菊石（4），現存于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據該所的文世宣先生介紹，這些海相動物生活的年代是6700萬—8500萬年前的晚白堊世，它們是生活在冷水環境中的動物群。它們的發現，證明那時的雅魯藏布江以南屬于印度板塊，那時，印度板塊剛剛脫離位于南極附近岡瓦納大陸向北漂移，它所帶來的都是高緯度地區才有的冷水型動物群。攝影／田松滬

1975年中國登山測量隊第一次把測繪覘標帶上了珠峰峰頂，豎立了珠峰測高歷史上的一個里程碑。自那以后，紅色的覘標以及峰頂覆雪深，就成為了珠峰測高必然要完成的兩個課題，由此而引發了測繪科學的一項項創新。 供圖／中國登山協會

這是利用電腦和GIS技術，使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做出的中國人口密度圖（臺灣無數據）。現在的科學技術水平和1935年比不知高了多少，制圖水平也有飛躍式的提高。但對人口密度計算出的結果是：胡煥庸線東南部人口占全國人口的94.1%，西北部占全國人口的5.9%。也就是說線兩邊的人口比例是94?: 6（四舍五入），與當初比基本上變化不大。供圖／葛美玲

圖1

在中華文明的第一個輝煌時期——西漢時期，中國人口最稠密的地區是在黃河沖擊大平原(今華北平原，太行山、伏牛山以東，燕山以南，長江下游以北，東至海) 和太行山以東、黃河以北的河北平原(今天津及河北省保定、阜平以南，河南省安陽、衛輝、內黃及山東高唐、德州、樂陵以北)。由此可見，當時根本不存在“胡煥庸線”，復旦大學的葛劍雄教授提出那時人口疏密分界線應該是燕山—太行山—淮河。 此后經歷了“永嘉喪亂”、“安史之亂”、“靖康之變”等幾次大規模自北向南的人口遷徙活動，以及明清時期“山西洪洞大槐樹移民”、“湖廣填四川”、“闖關東”、“走西口”等幾次大規模移民，中國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逐步形成。1935年胡煥庸提出以璦琿—騰沖線分界，將我國人口分布分為東南和西北人口疏密懸殊的兩部分。

人們常說泰山雄、華山險，嶂石巖則以其雄渾壯闊的氣勢獨領風騷。單這被稱為“百里赤壁，萬丈紅綾”的丹崖長墻，就首先給人以壯闊偉岸之氣勢。它們橫向展開，以數千米、數萬米，甚至更大的幅度遠遠延伸而去，讓人無限遐想。圖攝影／張文質

這些葉片印痕，是1964年在希夏邦馬峰北坡海拔5700—5900米發現的，那里氣候寒冷，冰雪覆蓋。它們的葉形、葉脈均與我國西南地區現在生長的高山櫟相似，當時，經中科院植物所的徐仁先生鑒定為高山櫟化石，標本現存于北京自然博物館。根據高山櫟的植物習性，它一般生長在2500—3000米的山區，而化石的年代是上新世，距今約200萬年。根據化石所在的海拔來推斷，從那時到現在，喜馬拉雅山脈已經上升了3000米。

這是一片火山噴發之后形成的熔巖平原，位于黑石北湖附近。火山巖漿曾將這片區域全部覆蓋住，后來在外力的侵蝕下，變得支離破碎，形成了現在的樣子。遠處是一座熔巖方山。

1981年以后，胡煥庸擔任華東師范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提起人口研究所，還有一個小故事。聯合國人口組織原來不同意資助華東師大人口研究所，原因是上海已有復旦大學的人口研究室。可是，后經調查發現：華東師大人口研究所的胡煥庸教授在30年代已是世界知名的人口地理學家，該所又是中國唯一從事人口地理研究的機構，最后聯合國人口組織同意撥款38萬美元，資助胡先生領導的人口研究所。這張照片是胡煥庸先生在人口所的辦公室里拍下的工作照。

圖4

珠峰腳下的土著藏族人如果不是為了生計，是不會主動攀登珠峰的，在他們心目中，珠峰是女神，是不能踩踏的。但是半個世紀以來，被科技武裝了的人類打對珠峰投射了全部好奇心和占有欲，卻總是發現珠峰遠比他們想象的難以捉摸。2005年中國登山測量隊計劃登頂的前夜，幾位藏族隊員冒著寒風來到經幡前默默誦念經文、煨桑祈禱，祈求神靈保佑登頂平安。攝影／張江齊

這是上世紀60年代在藏北比如的布隆盆地發現的三趾馬動物群化石，這里共發現了西藏三趾馬、黑河低冠竹鼠、薩摩獸、羚羊等共10種三趾馬動物群化石。其生活時代早于沃馬三趾馬群的上新世早期。當時，外國的科學家已經在青藏高原南坡發現了西瓦里克三趾馬動物群，而布隆的三趾馬動物群與西瓦里克三趾馬動物群相似，這說明那時喜馬拉雅山脈還沒有上升到阻礙三趾馬動物群往來的高度。而吉隆三趾馬動物群（5）則與南亞瓦里克動物群完全不同，說明那時喜馬拉雅山脈上開到2000至3000米，成為三趾馬動物群遷移的屏障。

繼康熙《皇輿全覽圖》之后，雍正和乾隆兩個皇帝繼續補充未測繪的國土，分別繪制成《雍正十排》、《乾隆十三排》。上圖為1719年銅版《皇輿全覽圖》地圖局部，珠峰的位置已經確定，但標注是滿文的；左圖為《雍正十排》地圖局部，珠峰還是用滿文標注的；下圖為1760-1770年《乾隆十三排》地圖局部，這張地圖全部用漢文標注，“珠穆朗瑪阿林”的字樣出現在了珠峰的位置上。三張地圖中珠峰的位置沒有改變。供圖/張江齊

這是一座被測繪隊員命名為月牙湖的湖泊，在西藏稱為“某某錯”的湖泊都是藏族人命名的，而被稱為“某某湖”，就證明這一區域非常人跡罕至，以至于藏族人未能為它們命名。

1926年春，胡煥庸先生遠赴法國，去巴黎大學和法蘭西學院進修，赴法之前他拍下了這張照片。當年他25歲，風華正茂，意氣風發。兩年之后，他從法國學成回國，既擔任中央大學地學系的教授，又擔任了氣象研究所的研究員。上面這張合影拍攝于1946年的美國馬里蘭大學，應該校之聘，胡煥庸來此擔任地理系研究教授。

為了“胡煥庸線”這一專題文章，執行主編單之薔和攝影師專門奔赴上海，采訪胡煥庸先生最小的兒子胡企中，獲得了眾多的珍貴資料和老照片。圖為雜志社攝影師王寧正在胡煥庸先生生前居住的房子里拍攝的場景。 攝影／單之薔

圖3

圖為1987年鄭度、李渤生、李炳元三位科學家在英雄地合影留念，這座木頭的紀念碑是為了紀念中國科學家第一次到達這里。供圖／李渤生

10月份在西藏墨脫縣背崩鄉的山上拍到的高原風光。遠處的雪山是海拔達7782米的南迦巴瓦峰南坡，畫面下方就是海拔只有742米的雅魯藏布江，在這里可以非常真切地感受到青藏高原作為“世界屋脊”的雄偉壯麗。進入10月后，由于巨大的暖流沿雅魯藏布大峽谷的水汽通道北上，與西藏高原冷氣流相遇后，每天早晨在雅魯藏布江的峽谷上空都會形成厚厚的云霧，要到10點之后才逐漸散去。攝影／謝罡

寒旱核心區域最常見的就是這種墊狀植物，其枝條具有背地性，向上方伸展，形成密集的團塊狀，在生活條件不良時芽可在其中受到保護。因為呈團塊狀，蒸騰作用小，水分保持良好，所以有利于在干旱地區生長，也是對低溫和強風抵抗性強的植物。

這名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研究人員手中抱著的就是青藏高原隆起的重要證據之一——三趾馬動物群中的西藏大唇犀化石。這塊化石是在西藏南部的吉隆—沃馬盆地發現的，同時發現的三趾馬動物群化石包括吉隆三趾馬、麂鹿、小古長頸鹿、葛氏羚羊等共7種，它們生活在大約600萬年前的第三紀上新世中期溫暖濕潤的森林草原當中，當時是亞熱帶氣候，海拔應為1000米左右。如今沃馬盆地的海拔已經是4100－4300米，這表明在600萬年間，青藏高原上升了大約3000米。（圖5）

楊根生

青藏高原衛星鳥瞰圖。面積達257萬平方公里的青藏高原拔地而起，成 為世界屋脊。制圖／黃簽

蘭州大學資源環境學院 攤開中國地圖，可以發現蘭州端端正正地坐落在中國版圖的“中心”位置。蘭州大學，這所位于“中國之心”的大學，隨著身邊黃河水的起起落落，到今年已經整整走過了百年歷程，恰與中國地理學會同齡。1946年，當時的國立蘭州大學始建地理系，并逐漸發展為今天的蘭州大學資源環境學院，為中國的冰川學、干旱區研究、青藏高原的研究等領域培養輸送了大量人才。攝影／蔣生連

在胡煥庸先生之子胡企中家中，我們找到了許多發脆變黃的老照片。手中的這張照片攝于1937年，當時國民政府組織“京滇公路周覽團”到昆明考察，胡煥庸先生參加了這次考察活動，在昆明金殿拍下了這張照片。大圖的右下角露出了另一張照片的邊角，我們特意將它放大以供讀者細看。因為這張照片上留下了中國兩位地理大師的身影，這張照片拍攝于抗戰時期的重慶珊瑚壩機場，照片左一為胡煥庸先生，左二為竺可楨先生。

在西藏日喀則通往江孜的公路旁，從塔崗村到群讓村之間的陡壁上，一片深色玄武巖熔巖團猶如睡枕或球殼，光怪陸離地堆砌在一起，十分引人注目。那是青藏高原成陸之前，從新特提斯海的海底洋殼下，玄武巖熔漿噴涌而出，在海水中凝結成水下熔巖，細分起來有枕狀、球狀、腎狀等。這片以枕狀熔巖為主的玄武巖，出露厚度有2000米，為了保護這一青藏高原由海成陸、從低到高的物證，2000年建立了日喀則群讓自然保護區。供圖／章銘陶

陳發虎

作者正在翻閱胡煥庸先生的著作，他所處的房間就是胡煥庸先生當初的書房兼臥室。

海底噴溢的玄武巖熔漿，在寒冷的海水中快速冷卻皺縮，力圖成為表面積最小的球形熔巖。但在崎嶇不平的海底，球形熔巖在冷凝的過程中因自身的重力而產生流動，會被拉長成睡枕狀。這塊長約1米的枕狀熔巖，不僅被拉伸、扁化，并且因下墊面的不平而略有彎曲。供圖／章銘陶

潘保田

我們熟知胡煥庸先生是研究人口地理學的大師，實際上他在地理學其他領域也有著頗深的造詣。而且他勤耕耘，善收獲，著譯之多在同時期地理學家中首屈一指。我們在胡企中家里看到了胡煥庸先生的30余本著作，涉及自然地理、經濟地理、水利、氣候等各個方面。

標志著印度板塊與歐亞板塊拼接碰撞的印度河—雅魯藏布蛇綠巖帶，在我國境內的長度超過2000公里，是青藏高原上時代最新、保存最完好的蛇綠巖帶。它是在4000萬年前后兩個大陸相撞時，代表大洋海底的超基性巖、基性巖、枕狀火山巖和深海硅層巖，被強大的壓力推擠出地面，成為古海洋的遺跡。圖為在西藏阿里的阿伊拉山發現的蛇綠巖帶，展示在前方的紫紅色巖層，是處在洋底最表層的深海放射蟲硅質巖，后面黑色的山頭是底部的超基性巖。在這條蛇綠巖帶以北是歐亞板塊，以南是印度板塊。供圖／章銘陶

呈現四口入海格局的長江口，屬于巨型的豐水多沙河口，攜帶著大量泥沙的長江水注入這里，跟東海強勁的潮流遭遇，形成了咸水、淡水交融的河口環流系統。天長日久，水中的細顆粒泥沙絮凝，在河口下段浩浩蕩蕩的水面之下形成了約60公里的攔門沙區段。在治理之前，即使是經過疏浚，長江口航道也僅僅維持在7米的通航水深。

伍光和

這是胡煥庸先生所做的“中國人口分布圖”的掃描照片。當初這張圖的制作工程浩大，非常繁瑣。胡煥庸首先通過調查或估算，了解全國各縣市人口數據，然后再用“點子法”制圖。所謂“點子法”是指用一個點子代表一萬人，當時中國人口有四億七千萬，所以要在圖上一共點出四萬七千個點子，每個點子還要點在地圖相應的位置上。然后以此圖為基礎，胡煥庸做出了“中國人口密度圖”，并發現了“胡煥庸線”。

李吉均

南京大學地理與海洋科學學院 它被譽為“中國地理學的搖籃”，它的前身是竺可楨在1921年親手創辦的中國第一個地學系。當年竺可楨親自編寫講義，立志要“培養一批中國地學家，以調查全國的地形、氣候、人種及動植物、礦產為己任”，于是這里走出了我國最早的一批地學家：張其昀、胡煥庸、朱炳海、呂炯、王庸1930年后，地學系分為地理系和地質系，由胡煥庸任地理系主任，從此它蓬勃發展、日漸壯大，逐步成為我國南方地理教學和研究的中心。攝影／陳志文

當7000萬年前印度板塊向北推移時，新特提斯海海底洋殼俯沖到亞洲大陸之下，表面物質受大陸阻擋而被刮削下來，新老時代不同巖性的巖塊混雜在一起堆積在海底，稱為混雜堆積。這是在西藏日喀則拉孜縣的山坡上，一大塊古生代的石灰巖，夾在中生代的砂頁巖中。供圖／章銘陶

在河道和海水的交匯處，徑流和海水形成了河口鋒，落潮時，徑流攜帶泥沙撲向大海，到了漲潮時，海水又占了上風，逆勢而來，雙方你來我往，逐漸在河口壩聚集，形成淺灘。

楊太保

李滿春

圖2

為了解決海底地基的軟化問題，需要在河床鋪上幾層袋裝沙做成的“被子”，上面打上特制的吸水排水板，等地基軟黏土中的水排出后再進行加固并沉放建筑物。

趙濟先生（右）和他的助手李睿（中）與記者耿菲琳在北師大地理與遙感學院的圖書館中交談。在整個百年地理大發現名單提案的評選中，這個圖書館是趙先生最常光顧的地方。

張京祥

根據祁連山敦德冰芯反映的5000年來氣候變化而繪制的曲線圖，與中國近8000年氣候變遷曲線圖的一段相對照，可看出兩者的變化趨勢很相似。竺可楨的后繼者們進行的類似對照以及對歷史氣候的進一步研究，在追憶竺可楨的層面上，都是對竺可楨開創中國歷史氣候研究之先河的敬意。

朝霞中的喜馬拉雅山脈。早在距今650萬年的第三紀上新世，西藏阿里地區南部的喜馬拉雅山脈以北，是面積廣達7萬公里的札達湖盆，來自兩側山地的河流帶來大量巖屑堆積在湖中。到了距今300萬年的第四紀之初，高原整體大幅度抬升，喜馬拉雅山脈橫空出世，古湖最終被疏干，湖盆中的湖積物被暴雨和流水沖刷成縱橫交錯的千溝萬壑（圖前景中的陰影部分）。但在圖中的喜馬拉雅山脈之前，仍可辨認出平齊的古湖積物頂面。攝影／張超音

建筑物的形態既有半圓體的混凝土構件，也有空心預制的方塊，全部依靠機械化吊裝。繪圖／連心海

朱 誠

丹麥科學家從格陵蘭冰芯中獲得的格陵蘭氣溫升降圖與竺可楨用物候法測得的同時間中國氣溫圖幾乎是平行的。格陵蘭與中國相距甚遠，歷史氣候圖的走勢卻如此相似，足以說明歷史氣候的變動是世界性的。

托木爾峰及其周圍冰川遙感圖 托木爾峰地區是我國天山現代冰川作用最強烈的地區，廣泛發育著規模宏大的山谷冰川。豐富的冰川融水，是山前干旱地區的主要水源。

北京師范大學的梁進社老師（左）和朱良（右）老師在討論。梁老師的研究方向是經濟地理學，他認為，1979年，楊吾揚與董黎明提出的風向與工業區布局圖式及中國風向地理區劃是創造性發現，因此首先就提出了這一條。攝影／王寧

在蘭州大學的丹桂苑食堂，伍光和教授和編輯高新宇各點了一碗蘭州拉面。吃面時，伍教授不時提出對“地理大發現”的整理思路和意見。 下圖： 沙漠、冰川、戈壁、綠洲……對應著一個個圖層，我們尋找著中國西北眾多“發現”的誕生地。 攝影／王寧

在這張圖中可以看出，氣候的波動是世界性的：由于一個時代氣候溫暖則雪線上升，氣候寒冷則雪線下降，中國五千年來的氣溫升降與挪威的雪線高低相比，大體是一致的。圖中0線代表現今的溫度，在殷、周、漢、唐時代，溫度高于現代；唐以后，溫度低于現代。挪威同時期的溫度大致相同。

瓊臺蘭冰川總長25公里左右，分東瓊臺蘭冰川和西瓊臺蘭冰川，西瓊臺蘭冰川是臺蘭河的發源地，臺蘭河的下游是溫宿縣東30公里的札木臺綠洲。托木爾峰地區冰川地貌十分發育，冰川眾多，是南疆阿克蘇地區的“固態水庫”。圖為西瓊臺蘭冰川的末端。

通過這組地圖，可以清晰地看出歷史氣候與現代氣候的巨大反差：在左頁圖中，野生犀牛只生活在熱帶亞熱帶地區，我們卻驚訝地發現這種終日泡在水中的龐然大物竟然曾經分布在西北地區，這與現今其在中國已絕跡的事實大相徑庭。鸚鵡、揚子鱷等物種的棲息地也曾跨過黃河流域；在上圖中，荔枝、椰子、柑橘和竹子都生長在溫暖潮濕的亞熱帶，現在都是南方特有的物產。但在歷史上，它們甚至生長在黃河流域；在左圖中，野駱駝棲息地的萎縮和亞洲象分布北界的不斷南移，讓歷史氣候的變化對動物產生的影響之巨大更為清晰。在滄海桑田、巨變迭起的背后，歷史氣候這只看不見的手發揮著巨大的作用。

在冰川下游消融區，冰面形態因為消融的差異性，呈現出多種形態。上圖為冰塔，由于這里是亞大陸性冰川，比起珠穆朗瑪峰地區冰塔林，發育不甚明顯。

托木爾峰地區不但是天山最大的冰川作用中心，也是世界上有名的山岳冰川區之一。和青藏高原的冰川在古代少為人知不一樣，中國人對托木爾峰地區的冰川很早就有過了解，公元7世紀唐朝的玄奘，8世紀的杜環，以及后來清朝的徐松等，都先后到過這里，并在《大唐西域記》、《經行記》、《西域水道記》等著作中，對一些冰川現象進行過記述。圖為瓊臺蘭冰川的特寫。

在我國境內，目前只在新疆北部和臺灣南部發現了泥火山。其中臺灣的泥火山主要沿著南部高雄、臺南等地發育的斷裂構造帶分布（右），而新疆的獨山子和白楊溝泥火山多發育在大型油氣田附近（左）。

楊逸疇 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 “計算一個峽谷的深度，一般而言是指峽谷所在河谷的平均海拔與相鄰分水嶺的平均海拔之間的相對高差。具體到雅魯藏布大峽谷地區，它的內側（南側）就是以南迦巴瓦峰為首東喜馬拉雅山的分水嶺；北側就是以加拉白壘峰為首的念青唐古拉東段分水嶺。”

作為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區域之一長江三角洲經濟區的龍頭城市，上海已經成為今日中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和全球最大的貿易港口。尤其是與外灘一江之隔的浦東，更是成為上海地標性建筑群的匯聚地。攝影／魏彬

攝影師一行眾人走在瓊臺蘭冰川終磧的道路上。這里距離冰川末端為5公里左右，海拔2700－2750米，終磧主要為來自高山區的紅色和灰色花崗巖，較大的巖塊直徑有3－5米。終磧上已經覆蓋土層，有些地方甚至生長著云杉林。

泥火山不噴火，因此也就沒有火山噴發時呈現的熾熱和高溫。泥漿充填在噴出口（泥火山的“火山口”）中形成泥塘，向外溢出形成火山口壁和火山錐。攝影／盧裕源

鄭度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 “1994年楊逸疇等人計算雅魯藏布大峽谷的最大深度時，使用的是南迦巴瓦峰和加拉白壘峰來計算峽谷相對高差，得到結果為5000多米，然而這兩個山峰之間直線距離是25.3公里。這個距離是不是有點太遠了呢？”

在托木爾峰地區的冰川類型中，又長又大的山谷型冰川為其主要類型，由于發育典型被稱為托木爾型山谷冰川。托木爾峰山體高大與其周圍的群峰林立，為該地區現代冰川的發育提供了有利的地形條件；低溫和豐沛的降水也是形成大型冰川的重要條件。圖為瓊臺蘭冰川。

高登義 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所研究員 “計算峽谷長度的時候，我們是依據1∶50000的航測地形圖、航空照片和衛星影像圖進行分析和量測，并用實地考察結果和數據對照、訂正，派鄉以下到國境巴昔卡500多公里，屬于峽谷段，山高谷深、河流深切。”

羅布泊地區部分科學考察線路圖 從科考線路也可以看到歷代學者對羅布泊認識的逐步深入，普爾熱瓦爾斯基和早期的斯文·赫定實際上并沒有到達真正意義上的羅布泊，那片被視為生命禁區的荒原，被他們有意無意地避開了；之后亨廷頓和斯坦因的路線都選擇了穿越羅布泊干湖盆，盡管嚴酷的環境迫使他們不敢多作逗留，但這種寶貴的親身經歷使他們能成一家之言；黃文弼和陳宗器的考察發生在塔里木河1921年改道之后，他們不僅開中國學者造訪羅布泊之先河，而且率先見證了羅布泊恢復當年煙波浩渺的雄姿；而解放之后，中國學者對羅布泊的科考活動更加密集，其規模之大、目標之明確、路線之復雜，已非昔日可比，也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我們才有可能逐步揭開籠罩在羅布泊之上的層層迷霧。資料提供／夏訓誠

竺可楨在1958年9月14日和16日兩次考察新疆天山。途經賽里木湖，他發現四周的山上并沒有積雪。但是他知道元朝《長春真人西游記》中記述丘處機于1221年10月8日在此地，卻看到賽里木湖“雪峰環之，倒影池中”。因此將此作為根據之一，推論中國十二三世紀比現代要冷。這就是竺可楨（中）在天山前的留影。信封上是竺可楨寫的“大戈壁”等字。

托木爾峰地區有著豐富的動植物資源，森林帶中景色秀麗，從臺蘭河上行，到達海拔3150米高度時，已經是雪嶺云杉分布的上限了，再往高處走是高山草甸和冰雪帶。攝影／李翔

泥火山外形與火山很相似，只不過它向外噴涌的不是巖漿，而是泥漿。泥火山大多呈圓錐狀或截頂圓錐狀，也有丘狀、盾狀或盆狀的。與高大雄偉的火山不同，泥火山的規模要小得多，通常泥火山錐體底座的直徑僅幾米到幾十米，高度一般不超過10米。攝影／吳志學

由印度洋來的暖濕氣流沿著雅魯藏布大峽谷向北輸送，形成了青藏高原上最大的水汽通道。在這條水汽通道上，大峽谷南段年降水量高達4000毫米，北段也在1500－2000毫米，使得整個大峽谷地區異常濕潤，植被茂盛。由于這條水汽通道的作用，可以把等值的降水帶向北推進5個緯度之多。圖為墨脫縣德興鄉。攝影／謝罡

湖水雖然早已不見蹤影，但水中的礦物質卻永久地留在了湖底。羅布荒原上，氯化鉀、氯化鈉、氯化鎂以及石膏等硫酸鹽儲量豐富。在陽光的暴曬下，一些地區儲存的地下水通過地表鹽殼中的毛細管仍在緩慢蒸發，因而鹽的結晶也仍在變化生長，呈現出獨特的形態。然而，這看似嬌脆的鹽板卻是堅硬異常，用地質錘敲下一塊朝地上砸去，會聽到如鋼鐵撞擊般的聲音。

這株玉蘭樹是竺可楨親手種在地安門84號自家院中的。院中還有丁香、金銀花等，仔細觀察這些綠植發芽、生長、落葉等情況，是竺可楨觀測物候的途徑之一。他在照片上親題“寓中凋落將盡之玉蘭”，日期是1964年4月27日。

鼎足而立的上海、江蘇和浙江，在地理位置上正好構筑成一個黃金三角區域，1985年，國務院下文正式把這個區域列為沿海對外開放區，三省市的15個城市從此在文件中結為一體，在整個長三角，除了龍頭上海之外，還有杭州灣和太湖流域兩個核心的經濟區，它們像是長三角的兩顆心，而密集的公路網就是向兩顆心供血的血脈。如今風起云涌的路橋運動正改變著長三角區域的經濟版圖，三省市的所有城市之間正形成3小時都市交通圈。 供圖／中國科學院遙感應用研究所

在托木爾峰地區，因為強烈的冰川作用，冰雪中裸露的山峰，大多被雕刻成尖銳的角峰、魚脊背狀的刃脊，U形谷一直伸入冰川的源頭。圖中中間山峰為托木爾峰。攝影／李翔

高雄的泥火山形態完整，規模大，活動性強，是很典型的泥火山，全球少見，故成為自然奇觀，吸引著眾多游人到那里觀賞考察。攝影／劉嘉麒

美國的科羅拉多大峽谷總長446公里，起點為猶他州和亞利桑那州邊界的馬布峽谷，峽谷終止于亞利桑那州的格蘭德瓦什崖。大峽谷平均深度有1200米，最深處約1900米，寬度從0.5公里至29公里不等。攝影／Theowulf Maehl／c

在羅布泊的北面和東面，一片片風蝕形成的雅丹、土臺連綿不絕，仿佛荒原上的“魔鬼城”。除去地表的鹽殼，雅丹是今天羅布泊地區另外一種典型的景觀。

回憶者?毛漢英 每天凌晨三點 他就開始伏案工作了 文革前竺可楨是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的名譽所長，自然資源綜合科學考察委員會的主任，每周都會來所里一次。文革開始后，1967年初，因為造反派在批斗他的學生、地理所所長黃秉維，每次他來都要他參與，所以無奈之下，再也不來所里了。黃秉維每月都給竺可楨借美國的期刊《科學》和《自然》，因為我剛剛搬到地安門84號院，是竺可楨的鄰居，所以黃秉維就讓我把期刊帶給他，大概持續了兩年多。1970年黃秉維被下放到干校以后，竺可楨請我幫他借這兩種期刊，這樣又有一年多。那個時候這樣做是有危險的，被發現的話，弄不好會被扣政治帽子的。為了竺可楨的歷史氣候研究，我愿意冒這個風險。 竺可楨不太愛講話，當時他還是中科院副院長，我不到30歲，剛來地理所幾年，所以特別尊重他。有一次我給他送雜志后，他問我沒有事情的話能不能不著急走。我是搞農業地理的，文革前剛調查完秦嶺淮河線，竺老非常關心農業問題，于是很詳細地問我農業界限與自然區域的界限是如何區分的，以及山地和平原農作物過渡不明顯，我們又是如何區分的等等，問得非常詳細。這些與他的物候研究都有著密切的關系。后來《竺可楨文集》出版后我才知道，竺老把這些都寫在了當天的日記里。 竺可楨的書房離我家非常近，每天凌晨3點他就開始伏案工作了，年年如此。我十分欽佩他的鉆研精神和勤奮嚴謹的治學態度。

雅魯藏布大峽谷一直靜靜躺在青藏高原東南部，少為人知，直到1994年，它忽然以奪目的姿態出現在世人面前，被譽為“世界第一大峽谷”。但在“世界第一”的背后，圈內人士卻有不同的聲音，學術上的爭議有助我們對大峽谷了解得更全面和深入。攝影／呂玲瓏

這是羅布泊周邊一處為提煉鉀鹽而蓄起的鹵水池。月光下，浩蕩的鹵水，依稀讓人看到了舊日羅布泊的碧波蕩漾。昔日的湖水為羅布泊留下超過2.5億噸的鉀鹽，資源價值難以估量。

回憶者 女兒 竺松 手不釋卷的嚴父 父親會英德俄三種語言，閱讀量很大，他看的書涉獵古今中外。我總看見父親從圖書館借來一摞又一摞的書，手不釋卷。但父親不看小說，認為看小說耽誤時間。 父親是嚴父，不茍言笑，喜歡各種體育運動，尤其是游泳和爬山，我和哥哥至今都很喜歡游泳和爬山。父親十分敬業，對歷史氣候的研究幾十年如一日，那種鉆研精神很令人欽佩。 父親注重物候的積累，生活中經常引導我們觀察物候，比如教我們看云，看各種形狀的云判斷第二天的天氣情況。我現在看云看得就很準。

\"T\"字型點軸開發模式圖 陸大道院士架構的“空間一體化戰略”的具體內容，就是把沿海沿江的“T”字型地域當作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地帶加快建設，而這個沿海沿江的“T”字型區域，是由南、北部沿海和長江沿岸地區構成的，也是全國地域分工的核心地區。如今這個構架上正形成若干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都市經濟區和產業集聚區。

圖為冰蘑菇，是冰川消融區熱融喀斯特現象十分發育的一種表現，除了冰蘑菇，冰面湖、冰井、冰洞與冰下河道在托峰地區多處可見。

“魔鬼堆木場”(Devil’s Woodyard)泥火山群是特立尼達島最負盛名的自然景觀之一。1852年，當地的泥火山第一次噴發時，泥漿摧毀了周圍的樹林，土著居民認為是來自地下的魔鬼在采伐樹木，因此將這片泥火山群稱為“魔鬼堆木場”。時至今日，龜裂的泥巖和大大小小的蝕溝使得周圍寸草不生，顯得荒涼而令人恐懼。偶有噴發的泥火山還令所有到過這里的游客驚嘆不已。攝影／Jose F. Poblete/c

李渤生 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 “在這里，雅魯藏布江簡直就是脫韁的野馬，入口處派鄉多年平均流量為2000立方米／秒，出口處巴昔卡的年平均流量為5200立方米／秒。”

由葉爾羌河、和田河、阿克蘇河等匯合而成的塔里木河是羅布泊昔日的重要水源。由于水量的變化、泥沙的沉積，這條來自冰川，流經沙漠的大河就像一匹“無韁的野馬”，不知何時就會另辟蹊徑，改流它道。昔日下游岸邊的這片胡楊林，不知從何時起被浸泡在了潴水的河道中。水面的漲縮不定、河流的游徙無根、胡楊林的生生死死、羅布人的走走停停，為羅布泊的變化留下了無數的不解之謎。 攝影／沈橋

我有幸得見的那些珍貴手跡，我會好好保存，等到《中國國家地理》創刊百年的時候再拿出來給大家展覽。攝影／王寧

圍繞托木爾峰南北，包括高山冰山群、高山草甸草原及森林帶，都在托木爾峰自然保護區范圍內，其北坡屬伊犁昭蘇縣，南坡屬阿克蘇地區溫宿縣。圖中這座藏在云霧縹緲間，仿如世外仙山一樣的山峰是托木爾峰南坡瓊臺蘭冰川左側的一個山峰。

泥流干涸后常會在表面形成網狀裂紋，顏色也由黑色變成灰色。但與大多數泥火山不同，新疆克拉瑪依獨山子的泥火山有紅、黃、橙、赭、綠等多種顏色，這與當地的氣候條件及土壤中的特殊成分有關。攝影／沈久泉

奚國金 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 副研究員 從公元初期的羅布泊，經歷塔里木河的三次改道，分別形成4—10世紀的“屯城（即米蘭）羅布泊”（即后來喀拉和順的位置）、10—18世紀的“英蘇－阿拉干羅布泊”、19世紀的“喀拉和順羅布泊”三個中間階段，于1921年再次改道進入原湖盆。兩千年間，羅布泊發生了多次遷移。

章銘陶 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 “巴昔卡是雅魯藏布江進入喜馬拉雅山南麓平原上的一個村落，該地區目前屬于印度的實際控制區，我國的歷次科考都只走到希讓而已，無法繼續深入，希讓以南雅魯藏布江下游到底是怎樣的地形、地貌，我們沒有進行實地考察。因此，將雅魯藏布大峽谷的長度一直劃到巴昔卡，并不妥當。”

回憶者 張丕遠 尊重大忙人的忙人 我是1956年到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的，也從事歷史氣候研究。除了我自己的工作，我還協助竺可楨做一些工作，主要是幫助他確認、核對一些歷史資料。比如有一次，竺可楨讓我查查根據陸游的某首詩，能否準確判斷出某年陸游是不是在某地。我去圖書館查詢年譜和《陸游全集》，確認竺可楨的判斷是正確的。當時我幫助竺可楨查詢的古文獻資料較多，也有一些外國文獻。其實竺可楨在幾十年的積累中對這些中外文獻都很熟悉了，在他日記中都有詳細的記錄，只是需要在寫文章前再最后核對一下。由此可見，竺可楨是多么嚴謹。 當時中科院地理所和動物所還在中關村，在同一個樓里。有一天竺可楨讓我去問問動物所的秉志，問他是不是有時間，想找他談一會兒。秉志是中國近代生物學的主要奠基人，與竺可楨一樣是大忙人。他們的辦公室在同一樓層，竺可楨都要征詢秉志意見后才見面，由此可看出他對秉志的尊重。我去敲門，問幾個助手秉志在不在，助手們立刻告訴我不在。我當時年輕，說話快，馬上就告訴他們是竺可楨要找秉志談談。與此同時我突然看見房間最里面的秉志了，他正放下試管斥責助手：誰說我不在？話音未落就去找竺可楨了。助手們馬上問我：竺可楨是誰？平時不管誰找，秉志總讓我們說他不在。兩個對中國科學界作出重要貢獻的大忙人都是如此看重對方的時間。

夏訓誠 中科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 研究員 羅布泊從來不游移，它一直位于原形成的羅布洼地的最低處，接受整個塔里木盆地的來水。當塔里木河水從羅布泊的西南角補給進羅布泊時，因年徑流量的變化使得有些年代河水流不到羅布泊，而就在中途一些洼地（如喀拉和順）潴留，但它們不具有羅布泊的水質、水量，決不能說是羅布泊“游”到這里來了。

北京師范大學地理學與遙感科學學院 北京師范大學地理學與遙感科學學院的歷史可追溯到京師大學堂師范館的史地類。地理系在北京師范大學于1928年獨立建系，地理學與遙感科學學院于2003年建立。該院具有地理學國家一級重點學科，設有本科專業：地理科學，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管理，地圖學與地理信息系統；是地理學博士學位一級學科授權單位，地理學國家理科基礎科學研究與教學人才培養基地，兩個國家重點實驗室的建設單位。先后有黃國璋先生、周廷儒院士、李小文院士等著名學者在此任教。攝影／王寧

莽莽蒼蒼，綿亙千里的太行山，突出奇構，橫空疊起三層赤壁峰屏，被地質、地理學家命名為嶂石巖地貌。“嶂石三疊”俗稱“三棧”，為三級陡崖，每層高100—150米，人稱“萬丈紅綾”；南北向綿延達10公里，又被譽為“百里赤壁”。在兩層陡崖之間，是坡度較緩的平臺，由易于風化的薄層砂巖、頁巖形成天然棧道。其上生有原始次生林，春夏翠綠如碧，深秋則層林盡染。攝影／門曉宇

1965年，竺可楨在考察蘭新鐵路的紅柳園時發現，固沙效果最好的紅柳竟然被大量砍伐。飛揚的沙塵不僅威脅著鐵路、附近的農田和村舍，甚至還威脅到敦煌千佛洞。這張照片就是竺可楨當時在敦煌考察留下的紀念。

來自全國數十所大學和科研機構的上百位專家的參與使這份提案成為最特殊的一個：既包含了所能覆蓋的最廣泛的地理學科門類，也避免了因“一家之言”而可能導致的不客觀性。許多學者將親筆稿件郵寄給我，中科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的夏訓誠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林線是指在山地或者高原地區，森林所能攀升到的海拔高度上限。超過這一高度，由于溫度、濕度和氣壓的關系，樹木已無法生長。在野外考察中，看到山坡上如玉帶橫陳般的森林的上邊緣就是該地區的林線。國內一些學者將大面積連續的森林最高上限稱為林線，而將其上更高但呈斑塊狀不連續分布的樹木生長上限稱為樹線。攝影／李翔

梁進社

這是1959年中科院新疆綜合考察隊羅布泊小組在湖心島上拍到的一張照片。小島高出水面1—2米，三面環水，湖岸已經結出灰白色的鹽殼。值得一提的是，這也是人類最后一次拍攝到蕩舟羅布泊的畫面。攝影／趙濟

“唯淮水發源于北嶺之支麓。實繼北嶺正干，而為南北之界線。”我們在張相文先生一部叫做《南園叢稿》的文集中找到了這段關于中國南北分界線的敘述，它出自《佛學地理志》一文。攝影／王寧

上世紀80年代末，科學考察的裝備還是比較落后，在汽車不能到達的地區，毛驢和駱駝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攝影／杜澤泉

張相文先生48歲時的肖像

昔日張相文先生家住在北京東城區的寶鈔胡同，當時院子寬敞，黃包車都能進入。樹陰之下，兒童嬉戲玩耍，甚為歡洽。幾十年過去了，這里幾易主人。當我們隨張相文先生年已耄耋的孫子張辛民和重孫張小松重返先人舊宅時，院子被搭建的房屋擠壓得只剩下狹窄的巷道，老屋雖在，但早已面目全非。屋猶如此，人何以堪？攝影／王彤

早在7月初，一次中國百年地理大發現討論會便已經在編輯部召開了，中國地理學會理事長、中科院院士陸大道、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毛漢英與北京師范大學趙濟教授等諸位專家與執行主編單之薔及各位編輯一起，為“什么才是地理發現”擬定標準和方向。圖為熱烈的討論現場。攝影／王彤

長江口航道整治工程使用的既有半圓形沉箱堤，也有封閉式薄壁半圓體結構，后者單個構件更輕，但里面可以填沙以抗滑穩定。

長江口的深水航道整治建筑物包括南北槽分流口、北導堤、南導堤以及導堤內19座丁壩。南導堤布置在九段沙北側灘面上；北導堤布置在橫沙東灘南側灘面上，分流口的魚嘴前端布設有一條潛堤，以增強建筑物及灘槽的穩定。

為防止建筑物過重，這種空心方塊斜坡堤使用的是形態不一的空心預制、方塊等多種結構，其中半徑最大的8米多，最小的也有4米，它們如積木一樣扣連在長江口，堤身結構上保留了足夠多的空隙。

回憶者 兒子 竺安 越是瑣碎的東西 越有價值 最近10年我都在整理父親的論文和日記，新版《竺可楨文集》就是我整理后出版的。目前還沒有出版完，主要是日記沒有整理完。通過整理父親的日記，增進了我對父親的了解，對父親更加崇拜。 父親在日記里兩次提到英國小說家班內特的一句話，大意是：日記的價值在于真實，若干年以后，越是瑣碎的東西越有價值。父親就是這樣做的，他對歷史氣候的研究就是多年積累的結果。他一生中最主要的精力就是放在歷史氣候的研究上。父親是1974年去世的，當時他還有一些關于歷史氣候的想法沒有實現，不過最主要的已經寫出來了。 父親十分博學，這當然源于他的好學。在浙江大學當校長的時候，他跟很多教授一起出去玩，有的教授是生物學家，父親觀察各種鳥，看見不認識的就問生物學家鳥的名字，認識但不知道拉丁名的也會問。搬來北京后，搞核物理的親戚來家里玩，父親也會跟親戚請教核物理的問題。

這些鋼筋混凝土的沉箱構件，每個都是近3層樓高，重量達到1600多噸，每個構件能在水下構筑20米長的堤壩。作為整治工程建筑物，它的重要功能是阻擋河槽兩側灘地泥沙在風浪作用下進入航道，同時歸集落潮水流，增強河槽的水流動力。

20世紀60年代，中國地理學者們在青藏高原開展科學考察工作。攝影／杜澤泉

1909年9月28日（中秋節），中國地學會在天津河北第一蒙養院舉行成立大會。供圖／中國地理學會

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 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是1999年9月經中國科學院批準，由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前身是1940年成立的中國地理研究所）和自然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1956年成立）整合而成。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為中國地理科學與資源科學的發展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在區域、國家和全球尺度上，在自然資源考察、合理利用、生態環境保護、國土綜合整治、區域可持續發展、資源與環境信息系統等重要領域，取得了重大科研成果。是國家地理科學、資源科學和地球信息科學的重要創新基地和國家全民地理知識普及的核心基地。攝影／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 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是1999年9月經中國科學院批準，由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前身是1940年成立的中國地理研究所）和自然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1956年成立）整合而成。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為中國地理科學與資源科學的發展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在區域、國家和全球尺度上，在自然資源考察、合理利用、生態環境保護、國土綜合整治、區域可持續發展、資源與環境信息系統等重要領域，取得了重大科研成果。是國家地理科學、資源科學和地球信息科學的重要創新基地和國家全民地理知識普及的核心基地。攝影／王寧

在人民大學圖書館古籍特藏部里，我們找到了一本出版于1908年的《新撰地文學》，上面赫然寫道：“南界，北嶺淮水。”這是關于我國地理南北分界線的最早論述嗎？攝影／王寧

泥火山噴出的泥漿中含有氣體，主要是沼氣，釋放時會在泥漿的表面形成許多氣泡，點燃（有時也能自燃）這些氣泡會生成火焰，這就是頗為有名的“水火同源”奇觀。從地質意義上講，泥火山不屬于火山的范疇。總的來說，泥火山不是火山，狀似火山，燃起火來，恰似“火”山。

秦嶺—淮河線從名字上看它的畫法似乎很簡單，沿秦嶺、淮河畫一條線即可。可是當你面對著一張大比例尺的中國地圖時你會發現根本無從下手：秦嶺西起甘肅省白石山，向東經天水南部的麥積山進入陜西。在陜西與河南交界處分為三支，北支為崤山，余脈沿黃河南岸向東延伸，通稱邙山；中支為熊耳山；南支為伏牛山。秦嶺—淮河分南北，只是分了中國東部，中國西部怎樣分南北部是很有意思的，西部的確可分兩大區域，但卻是南北顛倒，冷熱倒置。沿秦嶺再向西，大致有兩列東西走向的山脈與秦嶺相連：一列是祁連山接阿爾金山一路向西；另一列就是西起帕米爾高原，向東綿延2000多公里的昆侖山及其余脈。如果秦嶺向西分南北的話，這兩列山系可供考慮。

圖為一處火山噴發的遺跡，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鷹嘴山附近。青藏高原隆升之前，現在的寒冷干旱核心區域也曾有火山熔巖流淌。一層層的棕紅色沉積巖是幾千萬年來，由于風力和晝夜溫差，被侵蝕而成的。

今天淮河下游的洪澤湖，在古代并不存在。1128年黃河奪淮，淮河失去入海水道，在盱眙以東潴水，原來的小湖擴大形成洪澤湖。明清以來洪澤湖形成“懸湖”，每每水患嚴重。1952年在洪澤湖下游修筑蘇北灌溉總渠，用以灌溉兼作排洪之用。圖中的“河流立交橋”位于淮安市，上層水道是船舶穿梭的京杭大運河，下層就是蘇北灌溉總渠。淮河的下游已分成若干水道。 攝影／繆宜江

我們常說秦嶺—淮河線，于是往往產生錯覺，仿佛秦嶺真的是一條單薄的線狀山脈，實際上秦嶺是橫亙于中國中部的東西走向的巨大山脈，全長1600公里，南北寬數十公里，最寬處達二三百公里，面積廣大，氣勢磅礴，蔚為壯觀。 攝影／田捷硯

喜馬拉雅山脈在第四紀之初，已抬升到冰雪線之上。珠穆朗瑪峰北坡絨布冰川的冰舌末端，一座晶瑩剔透的冰洞猶如水晶宮，它曾是冰舌融水暢流的暗河。圖為珠峰科考隊上世紀60年代在冰洞進行考察。 供圖／章銘陶

黑石北湖附近一只帶著4只小狼的母狼。這里的動物從來沒有見過人，所以它們不怕人，但也不敢撲上去傷害人類。

在一片口水仗中，江蘇淮安的南北分界標志最終宣告竣工。淮河通過淮安嗎？再說秦嶺—淮河南北分界線是帶，不是線。說南北分界線通過某個城市是誤解了南北分界線。攝影／徐洪云

安徽蚌埠在2006年就已建起了由“福娃之父”韓美林設計的，當地人稱之為“火鳳凰”的南北分界標志。只是這個標志一來比較抽象，不如淮安的標志“球”更容易讓觀眾理解記憶；二來當初的炒作不如今天的熱鬧，蚌埠南北分界標志的知名度要遜于淮安。攝影／沈醒獅

在秦嶺上也有一座南北分界標志——黃河水系和長江水系的分界碑，即北方水系和南方水系的分界碑。許多游人喜歡在分界碑前留影，留下所謂的“一腳踩黃河，一腳踩長江，右手是南方，左手是北方”的紀念照。攝影／崔巖

這張淮安南北分界標志內部的圖片，著實令人感到困惑。在中國地圖上長江和黃河之間那條紅色的線代表著什么？“秦嶺—淮河線”嗎？可是它的走勢既與秦嶺不符，也與淮河不同，實在讓人無從猜測。攝影／徐洪云

本文作者單之薔等在圖書館的古籍庫中認真查找著秦嶺—淮河線的相關資料。攝影／王寧

提到秦嶺—淮河的地理意義，人們往往能說出很多：“秦嶺—淮河”是1月0℃等溫線，“秦嶺—淮河”是800毫米等降水量線，“秦嶺—淮河”是日平均氣溫≥10℃積溫4500℃等值線但是從地圖上（數據來源《中國自然地圖集》）我們可以明確看到1月0℃等溫線在“秦嶺—淮河”以北，800毫米等降水量線也并不與“秦嶺—淮河”重合，而日平均氣溫≥10℃的積溫4500℃等值線更是蜿蜒曲折，與“秦嶺—淮河”相去甚遠。我們的常識難道都錯了嗎？實際上是這樣的：一是地理上“秦嶺—淮河”線，只是概念上的“線”，它表述的是一個大概的地理界線“范圍”，不能簡單想象為沿著“秦嶺—淮河”描出一條線來；二是由于近幾十年來，全球氣候變化明顯，導致了這些等值線的偏移，如：在解放之初做氣象統計時，1月0℃等溫線確實基本與“秦嶺—淮河”重合，到現在氣候變暖，1月0℃等溫線已經明顯向北偏移。 積溫是衡量作物生長發育過程熱量條件，也是表征地區熱量條件的一種標尺。“≥10℃積溫4500℃”意為日平均氣溫≥10℃的氣溫的總和達到或超過4500℃，這是亞熱帶植物生長的一個必要條件。

也有一些實際存在的地理界線與“秦嶺—淮河”一線吻合度比較好，如干燥度為1的等值線（1）、我國江河發生封凍的南界（2）、落葉闊葉林和常綠闊葉林的分界線（3）等。 （1）干燥度是可能蒸發量與降水量的比值，反映了某地、某時段水分的收入和支出狀況。它比僅僅使用降水量或蒸發量來反映某地的干濕狀況更加確切。干燥度等于1，即表示水分收支平衡。 （2）隨著溫度降低，河水全部凍結，冰蓋不斷增厚，稱為封凍。封凍是河流冰情的一種形式，此外，冰情還包括結冰、解凍等。 （3）在植被區劃中，秦嶺—淮河線與落葉闊葉林和常綠闊葉林的分界線基本重合。

我們還需要有一種變化的觀點，因為氣候有周期性的變化。0℃的氣溫等值線、800毫米等降水量線、≥10℃積溫4500線這些都會隨著氣候的變化而南北移動，現在全球氣候變暖，這些線已經北移到了徐州—許昌一線。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說中國的南北分界線移到了徐州—許昌一帶。因為中國的南北分界線應該保持相對的穩定，而且這條線應該由具有地標性的知名景觀構成，便于識別和記憶。中國的南北分界線無論怎樣南北移動，都是在黃河與長江之間，在這之間的地標性的景觀非秦嶺—淮河莫屬。因此，就地標的意義而言，中國的南北分界線秦嶺—淮河線當之無愧。

“秦嶺—淮河線”以南種植糧食以水稻為主，以北以小麥為主，因此才有了“南人吃米，北人吃面”的俗語。這樣的說法雖然有些絕對，但南北方在飲食習慣上的不同，確實一眼可辨。圖為陜西乾縣市場上賣鍋盔的情形 攝影／陳旭

圖是浙江紹興一家人吃晚飯的情景。攝影／董建成

淮河流域水系示意圖 從古至今淮河受到的人工干預太多，水庫、運河、人工河渠將其分割得支離破碎，在河流水系圖上，很難找到淮河的干流或主河道。特別是洪澤湖以下的淮河，幾乎完全都是人工河道：入長江的水道，起自三河閘，在三江營入長江；里運河，從楊莊起自江都止，除了泄洪外，還是京杭大運河的一部分和南水北調東線的干渠；蘇北灌溉總渠，從洪澤湖口高良澗閘起，至扁擔港入海，是淮河入海的一條人工開挖河道。這樣的淮河想將它抽象為“線”，實在是“不可能的任務”。

絨布寺在世界最高峰的蔭庇下人氣很旺，每年登山季節一到，登山者們便都要路過這里去大本營。為了保護珠峰地區的環境，所有汽車都被留在了絨布寺，人們只能坐觀光馬車繼續接近珠峰。

在南宋以前淮河是一條獨流入海的河流，淮河干流從桐柏山發源，歷經豫、皖、蘇三省，在江蘇境內的盱眙（今淮安市盱眙縣）折向東北，經淮陰（今淮安市淮陰區）向東在漣水云梯關入海。河道寬闊、水流通暢的古淮河構成了一條完整而明晰的自然分界線。

秦嶺—淮河線是亞熱帶常綠闊葉林（以南）和溫帶落葉闊葉林（以北）的分界線，它兩側的植被大有不同：植根于南方的橘子樹，綠葉離離，金實燦燦，點綴出一個溫柔、熱鬧的秋來。 攝影／黃豐

長城腳下的柿子樹，卻是紅到孤寒，充分展示了北方秋季的蕭瑟、肅殺。左 攝影／李少白

雅丹荒原上，一座人工建筑突兀地聳立在干涸的河岸，那就是以后被譽為“樓蘭城徽”的佛塔。干河走向沒有完全受地形約束，因為它是一道運河，兩岸分布著建筑遺址、為城市供水的池沼（“澇壩”）、依稀可見的古道。攝影／李翔

圖為黑石北湖南面的草叢，這一區域只有非常能夠忍耐嚴寒和干旱的植物才可以生存。

這是樓蘭古城的一處遺址，它的結構方式因地制宜：通過鋪設與地面平行的“地龍”，搭建房屋的四壁：用胡楊、紅柳、蘆葦夾在兩道地龍之間，結構成墻壁的經緯。目前在塔里木的綠洲村落，還可以見到這種建筑格局的民宅。攝影／楊洪

1934年，斯文·赫定意外得到千載難逢的重返羅布荒原的機會。他在雅丹布拉克建立了營地，并且由此出發，前往湖水回歸漢唐故址的羅布泊，并且分出一部分隊員去尋找“小河墓地”。雅丹布拉克，含義為“雅丹之間的泉水”。

由北向南穿越羅布荒原的第一支駝隊，在喀拉庫順安置營地，帳篷已經搭建好，鐵鍋注滿從河中打的水，無師自通的隊員正抓緊時間校正測量儀器。斯文·赫定此行不是來尋找古城的，而是來做地形測量的。

駝夫們利用剛找回的鐵鍬，在紅柳包前的洼地掘井。此時，奧爾得克正給斯文·赫定講述自己迷路又回歸正途不可思議的經過。如同30多年以后尋找“小河墓地”時一樣。在場的人誰也不相信這個“天方夜譚”。幸運的是，赫定相信，因為他比誰都了解羅布人。

這是20世紀初世居在阿不旦的羅布人的一張合影，右側第一人就是著名的昆其康伯克（被稱為“末代樓蘭王”）的兒子托克塔阿洪。他坐在一具胡楊剖制的獨木舟中，面前是羅布麻織就的漁網，手中的“權杖”是船槳。托克塔阿洪、阿不都熱依木、奧爾得克，是最著名的羅布人，他們三人組成了20世紀前期的羅布泊探險史。

這是阿不都熱依木兄弟合影，右側是他的弟弟買力克阿洪。買力克阿洪是羅布人中著名的民間樂師。阿不都熱依木兄弟世居羅布荒原北方的庫魯克塔格山麓的興地村，19世紀中期一個俄國探險家采訪了興地，將其稱為“一家村”。

發現樓蘭同時，在樓蘭古城“三間房”一側發現了一部馬車。這部馬車配有巨大的實木車輪，曾實地行走在絲綢之路，被叫作“西域第一車”或“絲路第一車”。

這是樓蘭古城另一個標志性建筑——“三間房”。在斯文·赫定初次抵達樓蘭古城時，廢棄千年以上的古城只有兩個建筑仍然站立著，一個是佛塔，另一個就是這個由幾堵墻壁分割的房址。長期以來，它被視為樓蘭古城的中心建筑，即西域長史府。攝影／范書財

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本文作者楊鐮數十次進出羅布荒原，從事人文地理調查，這是他在2001年1月4日的一場大雪之后，重返“小河”。墓地是一片胡楊木的樹林，棺木凌亂，但是樓蘭先民依然俯視著荒原，等待“小河”涌起波濤，大地再次為綠陰覆蓋。

這兩塊木雕是羅布與樓蘭文明更替的標志。隨著樓蘭古城湮滅、樓蘭亡國、羅布泊（蒲昌海）消失，佛教文化也從羅布荒原離去。難怪連見多識廣的羅布人奧爾得克也不認得佛像與蓮花裝飾，連穿行荒原如履平地的馬匹也受了驚嚇，幾次脫韁。

阿塞拜疆的里海沿岸，分布著大大小小400余座泥火山，占全世界泥火山總量的一半左右，而其首都巴庫更有世界最大的泥火山群。攝影／Wolfgang Kaehler/c

三江并流區域示意 這是三江并流區域的遙感圖。三江并流最窄的地段，東側金沙江與西側怒江之間的直線距離為66.3公里，怒江與瀾滄江為18.6公里。 供圖／中國科學院遙感應用研究所

三江中，金沙江的水量最大。這是麗江巨甸境內的雄鼓峽谷，金沙江從中流過，遠處為哈巴雪山。在與怒江、瀾滄江并肩而流170多公里后，在麗江石鼓鎮，金沙江拐了一個彎北上而去。攝影／謝罡

因為印度板塊東北緣與歐亞板塊相擠壓時，在滇西北和藏東產生了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大斷裂，由此形成“三江并流”的自然奇觀。這是鳥瞰云南德欽縣境內的瀾滄江。攝影／扎西羅丹

這是瀾滄江的德欽縣溜筒江段。瀾滄江進入梅里峽谷后，江面束窄，水流湍急，無以為渡，歷史上全靠竹篾溜索過江，因此江邊有村莊得名“溜筒江”。是滇藏交通之咽喉，有“溜筒鎖鑰”之稱。攝影／謝罡

這是鳥瞰云南福貢縣境內怒江的壯麗景象，東西兩岸在碧羅雪山和高黎貢山兩條海拔四五千米的山系夾峙下，形成了南北縱貫數百里的峽谷。怒江峽谷山高谷深，兩側人煙稀少，原始狀態保存得比較好。攝影／田捷硯

梅里雪山地處三江并流的腹地，13座山峰一字排開，最高處為主峰卡瓦格博。金敦·沃德當年在梅里雪山采集植物標本時，仔細觀察了攀登卡瓦格博的三條路線，并建議攀登者從瀾滄江往上攀爬。攝影／石明

從遙感圖上看翡翠吊墜般的寶島臺灣確是賞心悅目之事，但這張圖的主體為臺灣海峽，尤其是那一抹深深淺淺、富于變化的藍色——這藍色的深淺對應著海水的深淺，表現了海底地形的起伏。臺灣海峽平均水深僅約60米，南部“東山陸橋”一線（臺灣淺灘、澎湖列島直至臺南的海底隆起部）為最突出的淺水帶，最淺處水深不足10米。可以想見，在末次冰期海退100余米時，臺灣海峽絕大部分都會出露為陸地，而海侵過程中，“東山陸橋”很可能是海峽兩岸最后的陸路通途。另外，澎湖海溝一帶為整個海峽最深的海底谷地，這也能從某種角度解釋，緣何從這里打撈出來的化石數量最豐。供圖／中國科學院遙感應用研究所

福建東山島靠近海岸的地方有多處“萬福公”。“萬福公”形同小廟，有的甚至連廟的形制也沒有，只是三五個散布的簡陋陶罐。陶罐里裝著漁民出海捕魚時打撈到的各種骨骸。每當清明等節氣，純樸的漁民也會去“萬福公”祭奠這些長眠海中的逝者——盡管他們并不明了，這些骨骸究竟屬于何人何物。攝影／歐康

從上世紀80年代末至今約20年間，福建東山博物館已經從“萬福公”、出海漁民等處，陸續收集到古菱齒象、四不像鹿、德氏水牛、斑鹿等哺乳動物化石3000多件。經鑒定，這些化石與臺灣考古學界收集到的來自澎湖海溝的化石年代、種類大致相同，屬于同一時期同一動物群。攝影／歐康

福建、臺灣一帶的地質和氣候條件均不利于史前人類化石的完整保存。因此，盡管海峽兩岸已有“左鎮人”、“東山人”、“海峽人”等重要發現，但化石形態均不完整，又沒有明確的地層信息，很難據此清晰勾畫來龍去脈。即便如此，當時曾有古人類在陸橋上生活是毫無疑義的。這塊出自東山海域的晚更新世鹿角化石上的人工鉆孔就是證據之一。攝影／姜克紅

1996年，祁國琴研究員（前中）在臺灣整理、研究澎湖海溝動物群化石后，著手進行了其最具代表性的動物——古菱齒象骨架復原工作。這是即將完成“古菱齒象”之前的一個瞬間。她發現其頸部環椎安裝有誤，正在做手勢以期修正。有時，也只有通過復原，我們才能真切地體會那些數字的含義——這頭古菱齒象高約3.5米、長約7.8 米，大門齒長度亦近2米！ 供圖／臺灣國立自然博物館

這張澎湖海溝動物群生態復原圖再現了末次冰期時臺灣海峽的陸地風貌：高大的古菱齒象、水牛、四不像鹿、犀（未定種）占據著畫面的中心，中景有野豬和大連馬；遠處，有兩位古人正在為果腹而奔跑、追逐。河水逶迤，秋色剛剛染黃雜草，常綠的林木似為針葉——大抵因為寒冷，針葉林才會下降到陸橋這樣的低海拔區域。供圖／舟山博物館

熱帶之田：作物的溫床 從面積上看，農業區劃中以華南區所占的面積最少。但是，由于華南區自然環境的熱帶性質，使得這里的土地顯得十分珍貴。在臺灣、海南以及廣西、廣東、福建南部的山地上，梯田不僅讓人們獲得了更多的耕地，也使得降水得到了更為充分的利用。在這樣的田地中，水稻可一年三熟，蔬菜甚至可年獲八茬。攝影／田捷硯

接近過珠峰的人都會對這樣的景象留下深刻印象：大地掀起、撕開地層讓你看，巖石看似并不堅硬，而是柔韌的、被扭來扭去。大自然會尋找機會給我們透露一點它的秘密，地質學家通過這樣的現象就能斷定這里的地殼經受過劇烈的擠壓碰撞。板塊學說在這里又找到一個證據，青藏高原因此而不斷上升還是持續下降，卻仍然是個爭論的話題。

在《中國綜合農業區劃》中，全國被劃分為10個一級區和38個二級區。本圖將中國東部的秦嶺—淮河以北劃分為東北區、內蒙古及長城沿線區、黃淮海區以及黃土高原區；將秦嶺—淮河以南劃分為長江中下游區、西南區及華南區。加之海洋區以及西部的甘新區、青藏區，圖中的一級區域概括了中國農業10類最基本的地域差異。如果深入細究各農區內部的差異，則可以參考二級區域的劃分。

黑土之田：“一兩土，二兩油” 東三省的黑土地富含腐殖質，而且土層中有機物的分解速度要比南方地區緩慢得多，所以土壤異常肥沃，極其適合優質作物的生長。看著房前屋后的瓜果桃花，播種收獲于黑土壟間，在這樣的環境下耕種勞作卻也令人羨慕。 攝影／宿偉東

青藏之田：青稞與牧場 一說到青藏高原，我們就會想到連綿的青稞和蔥綠的牧場，但是由于高寒等諸多影響，高原上一年可供青稞等農作物生長的周期很短，而且土壤肥力很難充分發揮。相比于畜牧業，可以說青藏高原的絕大部分地區并不適宜農業生產。 攝影／查理

西北之田：綠洲灌溉 甘新農業區位于中國的西北干旱地區，這里的農業主要集中在綠洲等能夠獲得水源灌溉的地區。綠洲多呈帶狀分布在河流或井、泉附近，以及有冰雪融水灌溉的山麓地帶。從塔里木盆地的這張土地利用圖上可以看出，塔克拉瑪干沙漠周圍綠洲遍布。每當夏季，四周高山上的冰雪消融，雪水穿過山谷的縫隙流到沙漠的低谷，在地下的沙子和黏土層之間形成地下河。這些地下水滋潤了沙漠邊緣的草木作物，造就了一處處農牧業發達的綠洲。制圖／蔡博峰

海洋之田：漁業牧場 海洋水產區是農業區劃中的一塊特殊區域。這里收獲的不是稻米小麥，而是魚蝦蟹貝等各樣的海產品。我國沿海的漁場多達70多個，近海魚類超過1700種。在漁業資源的巨大誘惑下，近年來我國沿海地區海水養殖業迅猛發展。但是，由于缺乏科學理性的管理，加之海洋污染、圍墾造陸等不利因素，如今黃魚、帶魚等優質經濟魚類資源已經臨近衰竭。 攝影／鄭德雄

江南之田：歷史悠久的魚米之鄉 這是江蘇省長江南岸的稻田。由于長江中下游地區河網遍布、湖泊眾多且熱量條件優越，江南自古就是中國重要的農業要地。攝影／孫偉忠

在進行綜合自然區劃時，科學家們進行了大量的調研工作。圖為竺可楨（左二）和黃秉維（左三）一起在野外考察。 供圖／竺松

蘇聯顧問薩莫依洛夫（中）和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所長黃秉維（左）在討論中國自然區劃中熱帶和亞熱帶的界線，照片右邊是當時蘇聯顧問的翻譯李恒。攝影／付軍／新華社

羅開富區劃方案示意圖（1954年） 保留了東北區、華北區、華中區……這些群眾比較熟悉的大的地域概念，但是在區劃中沒有明確揭示出溫度、水分的差異。在下一級區劃中把地貌和地域區劃混在了一起，既有黃土高原區、四川盆地區等明顯基于地形的區劃，也有臺灣區、衛藏區這一類傳統的地域區劃。

黃秉維區劃方案示意圖（1989年） 層次鮮明，條理清晰。溫度帶的差異、干濕狀況的差異得到了很好的揭示，再下一級的區劃也很好地表示出了地貌的差異。但在一開始區劃就分得較細，整體感不夠強，缺乏大的區域概括。并且溫度帶、干濕狀況、地貌差異這些科學性強的概念對普通公眾而言不如華北、東北這樣的傳統概念易于接受。

伍光和 （地理學家 蘭州大學教授） 絕大多數區劃方案注意到保持青藏高原的完整性，任美鍔方案是唯一的例外。這個方案把祁連山、阿爾金山和柴達木盆地劃入西北區，強調柴達木氣候干旱而忽視了其溫度條件與西北區塔里木盆地、準噶爾盆地的顯著差別。人們還可以問，昆侖山、阿爾金山、西祁連山北坡垂直帶具有許多共同點且連續延伸，為什么不把昆侖山也劃入西北區呢？區域單位的命名沿用東北、華北、華中、華南、西北、青藏等名稱，卻又加上了內蒙古。沒有熱量、降水和自然景觀的內涵，作為自然區劃單位命名可能也是一個缺憾。 干旱、半干旱區界線，多數方案采用賀蘭山線，席承藩方案東延至呼和浩特以西，而黃秉維方案則為二連浩特塔拉東緣—烏梁素海南端—鄂托克一線。可以肯定，賀蘭山線不能反映目前地域分異的實際，此線東移已是必然趨勢，黃秉維方案較易接受。 任美鍔、侯學煜、趙松喬和趙濟四個方案把西藏山南地區保持在青藏高原內，而另外三個方案把它劃入中亞熱帶。喜馬拉雅山南翼首先是喜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的組成部分，山地垂直帶譜的完整性不宜人為割裂。

任美鍔把柴達木盆地劃分到西北干旱區，理由之一就是柴達木盆地的植被與新疆、甘肅、內蒙古干旱區的植被很相似，都是屬于干旱荒漠型的植被。并且他認為駱駝是干旱區的指示性動物，哪里有駱駝哪里就應該是干旱區。柴達木盆地中最常見的就是駱駝攝影／韓三俊。

青藏高原的典型動物是牦牛攝影／呂玲瓏

任美鍔區劃方案示意圖（1979年） 本方案在柴達木盆地的歸屬、云南高原的劃分上獨具特色。保留了東北區、華北區、華中區……這些群眾比較熟悉的大的地域概念，但是在后面區劃時，只揭示出了地貌的區域差異，溫度帶和干濕狀況在區劃時雖有考慮，但未能明確的表示出來。

鄭度 （地理學家 中國科學院院士） 羅開富方案最大特點是延續了傳統地理分區的命名，如華北區、蒙新區、康藏區等。雖然也代表了溫度、水分的地域差異，但不是很嚴格。 黃秉維在做區劃方案時考慮到要和國際接軌，于是應用了國際通用的溫度條件、水分狀況和地貌因素的差異來依次劃分。國外進行自然區劃一般不劃亞熱帶，但中國劃亞熱帶是很有特色的。該方案亞熱帶的南界定的比較嚴格，也與國際慣例不同。按柯本分類法，亞熱帶南界是最冷月平均氣溫為18℃；竺可楨和黃秉維方案是按16℃來劃的，因中國亞熱帶特征明顯，冬季很冷，夏季又很熱。我比較傾向于該方案劃出的亞熱帶的界限。 趙濟方案是基于教學的劃分方案。所以和其他方案比最大不同就是因為是教學需要，所以不僅考慮自然要素，還與人文接了起來，劃界是考慮了行政、交通、區位等之間的密切關系。

侯學煜區劃方案示意圖（1963年） 明確揭示出了溫度帶的差異，但沒能明確展示出干濕狀況的差異。把地貌和植被結合在一起進行區劃時，植被只是理想狀況下的植被。如“松遼平原森林草原區”這一提法，并沒有考慮人對環境的改造，現實中松遼平原多是農田，很難看到森林草原的景觀。

烏鞘嶺位于甘肅省天祝藏族自治縣中部，為隴中高原和河西走廊的天然分界，是半干旱區向干旱區過渡的分界線，也是東亞季風到達的最西端。在這里，高原與山地、牧場與農田、干旱裸露的黃土與植被豐茂的草場，不同類型的景觀交錯著結合在一起。攝影／王金

楊勤業 （地理學家 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 黃秉維等科學家1959年提出的綜合自然區劃方案，突出顯示了自然地理地帶性規律。此后在1965年、1989年兩次補充修改了原有方案。這個方案是我國最詳盡而系統的自然區劃方案，一直為農、林、牧、水、交通運輸甚至國防等部門作為重要依據，影響巨大。按照這個綜合自然區劃確定生態脆弱區、自然保護區等，也可以避免偏倚，得到比較適合的方案。 侯學煜方案的各氣候帶都給出了一定的耕作制和一定種類、品種的農作物、油糧植物、果樹、用材林木等。這個方案是從發展大農業的角度進行綜合研究的，對各個自然區的農業生產配置、安排次序、利用改造等方面提出了輪廓性意見。 趙松喬方案的突出特點是提出了明確的分區原則，即綜合分析和主導因素相結合、多級劃分、主要為農業服務的三原則。這個方案是迄今我國綜合自然地理區劃較為完善的一個，受到學術界的好評。

席承藩區劃方案示意圖（1984年） 明確劃出了東部季風區、西北干旱區、青藏高原區這三大自然區。在其后的兩級區劃中，明確了溫度帶和地貌的差異，干濕狀況在區劃時雖然有隱含，卻未能明確地表示出來。

趙松喬區劃方案示意圖（1983年） 明確劃出了東部季風區、西北干旱區、青藏高原區這三大自然區。明確了溫度帶和干濕狀況的差異，但是地貌和植被相結合的區劃中，植被也只是理想狀況下的植被，也沒有考慮人對環境的改造。

趙濟區劃方案示意圖（1995年） 明確劃出了東部季風區、西北干旱區、青藏高原區這三大自然區。但是在下兩級的區劃中，溫度帶、干濕狀況的差異都是隱含的，只明確表示出地貌區劃差異來。

歷時9個月，十易其稿，當地理科學與資源所的最終名單出爐后，提案的部分專家唐登銀老師（右三）、毛漢英老師（右一）、尤聯元老師（左一），仍然兢兢業業地給我們審訂把關。右二為編輯李志華老師，右四為編輯易水，左二為編輯孫毅博。小圖為專家的手稿及提案的第一稿。攝影/王彤

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 1929年，中山大學地理系創建，一改我國地理學長期隸屬于文科的傳統，開啟了將地理學納入理科范疇的先河，推開了中國近代地理學新格局之門。被譽為我國近代地理學開拓者之一的吳尚時曾長期主持中山大學地理系。近百年來，這里走出了黃秉維、周立三、周廷儒和鄭度四位中科院院士，也是林超、羅開富、鐘功甫、曾昭璇等著名地理學家的學術搖籃。攝影／黎朗

云南元謀，如刀鋒般的丹霞巖壁升起在一片云霧當中。在它美麗的紅色之上，陽光又為它抹上了金色“彩妝”。這種壯麗的金紅色奇景無疑是偏愛中國的，它遍布南北，變化萬千，在幾千年的歲月里亦成為中國文化的獨特舞臺。攝影／甘沛奇

仰頭望去，道教名山江西龍虎山中這座巨大的丹霞“天生橋”如一只正在飲水的巨象。不同密度和性質的丹霞巖層在差異風化、崩塌等大自然之手的作用下，擁有“百變”的面孔—丹霞巖廊、丹霞洞穴、丹霞石林、丹霞天生橋……而諸如丹霞“蜂窩”等微地貌更是讓人嘖嘖稱奇。攝影／趙洪山

一朵巨大的“靈芝”佇立在云南老君山的莽莽深林之中，又好似千萬只紅褐色的“烏龜”正攀附在山頭上。這是丹霞地貌的一種獨特呈現——“龜背丹霞”，是由于紅砂巖表面出現裂紋后，風化侵蝕沿著縫隙不斷作用而形成的凸凹地貌。 攝影／甘沛奇

山將丹霞地貌“身陡、麓緩、頂平”的基本特征表現得非常充分，它發育其上的紅層盆地在地質歷史上升降差異運動幅度巨大，造就了這樣一座全國罕見的大型“丹霞地貌博物館”。攝影／潘新田

哈密“魔鬼城”的“建筑材料”是巨大的丹霞絕壁，它守衛在茫茫荒漠之上，俯視著一條干枯的大河，讓人油然而生鐵馬冰河、邊關要塞的聯想。而實際上，的確有一座名為艾斯克霞爾的古城堡坐落其間，據說在清朝仍有人戍守。攝影／李學亮

這片丹霞地貌屬于河西走廊，寥落的植被標志著它“北地胭脂”的身份。漫長的歷史中，絲綢之路的駝鈴應喚醒過它的清晨，而它壯美的景色也應給穿越其間的商旅帶來無盡的驚嘆。 攝影／陳知庶

嘉峪關旁，沙漠包圍了一片巨大的“丹霞城堡”。與南方丹霞的水色彌漫不同，在我國遼闊的西北干旱區，丹霞地貌往往與沙漠共存。 攝影／王金

“不登王莽嶺，豈識太行山。天下奇峰聚，何須五岳攀？”王莽嶺位于太行山南端的山西省陵川縣，地處黃土高原與中州平原斷裂帶的最險要處，海拔1665米，由高低錯落的近百個山峰組成，是嶂石巖地貌景觀的典型代表。這里千仞峭壁，如巨斧削成，自古就被形容為“千峰爭攢聚，萬壑絕凌厲”。

新疆吐哈盆地上的一處丹霞地貌（左 攝影／李學亮）與湖南的丹霞奇峰（右 攝影／葛克平）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無論從形態、巖性、色彩還是氣韻上看，都難以將二者與“手足同胞”這個概念聯系起來。而實際上，前者究竟是不是“丹霞”，也的確長久地存在于學者的爭論中。

陳安澤：丹霞地貌不能搞“擴大化”，中國北部的干旱區新生代紅層形成的地貌不能稱為丹霞地貌。

黃進：丹霞地貌是以赤壁丹崖為特征的一類陸相紅層地貌，遍布中國南北。

曾經流入羅布泊的河流主要有塔里木河、孔雀河及車爾臣河。隨著上游人口增多，對河水汲取的加劇，幾條河的水量不斷減少以致斷流。由于失去了湖水的補給來源，昔日絲路之畔的這片大湖徹底干涸了。2008年底，眾多關注羅布泊的學者再次進入羅布泊考察，在遍布鹽殼的湖盆中央，科考隊員打開了GPS，上面顯示的海拔是777米，這片地區正是整個塔里木盆地的最低點。

對于西北干旱區究竟有沒有“丹霞”的爭論集中在一些“限定條件”之上——一些學者認為，丹霞地貌應當是以“水蝕”為主。可以看出，在南方濕潤區，古溪流長年的沖刷將赤水這座巨大而堅硬的丹霞石壁也刻上了繞指柔般的蜿蜒曲線（右上），瀑布更是將“丹霞”當作了“背景”（右下 攝影／孫建華）。而從西北地區這些被稱作“丹霞”的地貌細節上看，明顯是風蝕作用更為強烈和明顯（左上 攝影／李學亮）。此外，西北干旱區很多丹霞的形態和相對松散的巖性也與馮景蘭先生最初命名和定義時的描述“絕崖陡壁，直如人造之堅固偉岸之堡壘”相去甚遠。（左下 攝影／郝沛）

繚繞的云霧中，暗紅色的麥積山石窟遍布，時隱時現，似乎隱藏著一個充滿神奇和未知的世界，卻不能掩蓋它的魅力和美。這似乎正可以作為丹霞地貌擁有眾多爭論之現狀的恰當隱喻。攝影／吳均

云破天開，一束陽光灑向繁榮的珠三角。河流、云霧中若隱若現的丘陵、拔地而起的城市，如同是血脈、骨架和澎湃跳動的心臟，共同成就了獨特而生機勃勃的珠江三角洲。攝影／李曉彤

遙感圖讓我們清晰地看到了珠三角的獨特——三江交匯、八口入海；密如織網的大小河流是基塘農業的基底 （隨著城市和工業化發展，基塘面積已經日益縮小，圖中展示為30年前基塘密集區）；而那散落各處的丘陵則曾是海中的島嶼，河流來沙正是以其作為沉積中心，在漫長的時間里形成了珠三角。供圖／中國科學院遙感應用研究所

桑基魚塘曾是晚清時期珠三角水網地帶一種特有而極為繁盛的農業模式。但隨著桑蠶業的衰落，它的風光也隨之逝去。不過，攝影師仍然在廣東省新會市崖門鎮捕捉到了“采桑水塘畔”的生動鏡頭，讓我們得以一瞥已日漸消逝的桑基魚塘的風華。攝影／張展

廣東順德均安鎮，珠三角養育的特殊女兒們——當年的“自梳女”在她們籌資合建的姑婆屋前相聚。大宅的堂皇昭示著“自梳女”們曾經殷實的經濟實力，而堂名“冰玉堂”則透漏了她們勤勞而孤獨的一生。攝影／安哥

香港葵涌碼頭一片繁忙景象，作為全世界第二大吞吐量的集裝箱港口，它不過是香港眾多深水良港中的一個。珠三角為這顆“東方之珠”安排了獨特的地理條件，阻擋了河流來沙的沉積，護佑其成為閃耀世界的國際大港口都市。攝影／莫偉農

珠江三角洲、珠江水系流域與囊括九省的泛珠三角區域共同構成了一把“巨扇”，泛珠三角好比扇幅，水系似扇骨，而收束處的珠三角，則是充滿力量的“扇柄”。

在珠三角這片土地上，中西文化交流整合程度遠勝于黃河、長江流域。澳門作為窗口便曾經承擔著不斷吸納和輸送外來文化的作用，“溝通中西文化第一人”利瑪竇即從澳門進入內地。今天，澳門、珠海搭檔而成“雙城記”，仍在繼續和發展著這一使命。 攝影／劉干文

航拍片中，珠三角獨特的水鄉澤國如一面面魔鏡，它在漫長的歷史中曾折射出眾多奇異的光芒。而今天，這片曾被地理學者們質疑甚至否定的“三角洲”，已經成為中國的一只有力的翅膀。攝影／黃忠和

在浩瀚南海中，三角礁和東北方向3.8海里處的祿沙礁是并不起眼的兩處暗礁，退潮時刻才會撩開藍色的面紗。這張遙感影像圖正好捕捉了它們璀璨奪目的真實面貌。其實這樣的光輝畫面才是它們身份地位的真實寫照。因為，南海海域的每一個島、礁、淺灘、沙洲，都是關乎海洋國土面積、關乎我國海權的至寶。供圖／中國科學院遙感應用研究所

1946年12月12日，依照《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接收南沙群島的中國政府官員及海軍官兵登上了太平島。他們豎立起石碑，重申主權，合影留念，隨后展開了測繪工作。太平島是南沙群島中最大的島嶼，原名黃山馬（礁）、黃山馬峙。為了紀念“太平”艦接收該島，方更名“太平島”。

1984年開始，中國科學院南海海洋研究所跨入了北緯12°以南的南沙海域進行為期 3年的考察。這是1986年，科考隊員首次登上南沙半月礁。 以上圖片選自《南沙考察》

仔細查看西沙群島的地圖，可以看到廣金島和琛航島兩個小小地名。實際上，廣金島（圖中遠處）只是琛航島礁盤上的另一個小島，有沙嘴和琛航島相連，低潮時可涉水而過。顯然，這樣的地名是為了紀念1909年李準的西沙之行。那時，他率領的小小艦隊中就有“廣金”號和“琛航”號。攝影／陳儼

“一伸手，便觸到幾千年的歲月。”這便是天津古海岸遺址博物館中可以體驗的“穿越時空”。這里的貝殼堤層次分明，規模宏大，被譽為世界三大著名貝殼堤之一。從剖面中可以看出歷史時期不同的水動力條件造成貝殼沙的粗細、含沙量及顏色均有明顯的區別。攝影／趙超

山東省無棣縣古海岸線遺址上，袒露在天光下的無數貝殼是大海曾在這里踟躕的“腳印”。貝殼堤是由在潮間帶生活的貝類死亡后的硬殼經波浪搬運，在高潮線附近堆積形成的，是古海岸線的標志，在全世界沿海地區都有廣泛分布。攝影／陳子慶

這是渤海灣貝殼堤未進行保護前的情景，貝殼散落，灌木叢生。目前，眾多古海岸遺址都處于“自生自滅”的狀態。然而，作為大海留下的“年輪”，形形色色的古海岸線遺址是珍貴的不可再生性資源，對古地理、古生物、古氣候、古海洋學等多學科研究均具有重要科學價值。攝影／張剛

大禹陵中的一幅壁畫描繪了治水的艱難歷程。在傳說中，他身先士卒，沐雨櫛風，三過家門而不入，得到上天的護佑，最終換來了美好的家園。而在歷史地理學家“大禹治海”之說中，這正是曾生活在江南沿海地區的古越人民與海侵艱難斗爭的曲折表現。供圖／大禹陵管理處

浙江省紹興市東南，蒼翠的會稽山環抱著大禹陵，相傳這里便是“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的治水英雄大禹的安息之地。更有歷史地理學家指出，這里同樣也是大禹的故鄉。會稽山下的魚米之鄉在數千年前曾是一片汪洋，而大禹治理的正是海侵而非黃河。攝影／沈醒獅

河姆渡文化遺址中的木構水井透露出河姆渡先民曾向海洋發起生存抗爭的信息——周圍雖然湖河沼澤遍布，但在海侵時期，無海塘遏制的海水大舉倒灌入內陸，使河湖水苦鹵不堪飲用，于是人們不得不依靠挖井獲取寶貴的淡水資源。攝影／沈醒獅

有研究指出，河姆渡先民們是在同大海進行了長時間的搏斗后最終敗北的。在這段文明存在的兩千年間，日益嚴峻的水環境給河姆渡文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從出土的多支木槳及陶舟即可看出，船已經成為他們在不斷加劇的海侵中生存的重要工具。攝影／沈醒獅

圖為浙江一處即將圍海造陸的海涂，展現了人類與大海的“爭奪”。在人力影響和河流攜帶泥沙沉積作用的“合作”下，不斷變化的海岸線演變出大片肥沃繁榮的土地。然而，一個頗有諷刺感的現實是，同樣也是人類自身制造的“溫室效應”引起的冰川融化催高了海平面，威脅著大片沿海地區的存亡。攝影／張和平

為了做好“中國百年地理發現”的編輯工作，除了細致的案頭工作外（右），實地勘察也是重要任務──圖中，中山大學的司徒尚紀教授和編輯陳驚鴻一起登上了珠江入海口附近的山地。近處可一覽珠三角河網衍生出的獨特基塘農業，遠處遼闊的獅子洋畔港口林立，而腳下的蓮花山，正是曾經的海中島嶼。攝影 /王彤

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 這里匯聚著慣于走路的腳，也匯聚著善于思想的頭腦。自張相文教授1917—1919年在北大講授最早的地理學課《中國地理沿革史》之后，北大就種下了地理學的種子。從1952年的地質地理系，到1978年地質、地理分立，從只有地質、地理兩個專業，到自然與經濟分開、環境與生態引入，面對多元化的世界，北大地理系開創了多元化的思考方式。1989年，北大地理系改名為城市與環境學系（后為學院），是為了適應學科發展日益重視應用的趨勢。綜合是北大的特點，綜合也是地理學的特點，綜合就是北大城環學院的優勢。攝影／唐志遠

庫布齊沙漠位于鄂爾多斯高原脊線的北部，東、北、西三面臨接黃河，處于半干旱到干旱氣候的過渡地帶，所以雨水多一些的東部和北部，發育有肥沃的土壤；而干旱的西部則只能由黃河補給的地下水養育草木。距今4200—3500年前半農半牧的朱開溝文化就是在庫布齊沙漠東部發展起來的。圖為庫布齊沙漠公園。攝影／佚名

渾善達克沙地，是沙與水的混合產物——沙丘被地下水浸潤著，長出了疏落有致的沙榆林、林地云杉林和杜松與油松混交林。沙地疏林景觀代表了森林生態到草原生態的過渡狀態，——所謂的“林草交錯”地帶其實是指降雨量養活草原有余而生長森林不足的地帶。半干旱的氣候足以使表層土變干沙化，林草交錯的植被又固著住了這層沙子。離北京最近的這片沙源地，被大自然維持了很好的平衡，不然，黃沙早就逼進京城了。

侯仁之教授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了沙漠化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供圖／鄧輝

在內蒙古、山西、陜西的交界處沿著公路走，山頭、山坡上常有一些殘缺的垛臺、土墻，很多都是長城遺跡。它們歷經了千百年的風吹雨打、流沙侵蝕，大多殘破不堪。若問它們的年代，可能是明代的，可能是秦朝的，甚至還可能是戰國的。中國北方的長城不僅僅是一道軍事上的符號，它還具有深長的地理意味——它是半濕潤與半干旱的分界；是秦、漢人與北方匈奴之間的分界；是農耕與游牧的分界；是落地生根、聚群而居與逐水草、宿氈帳的分界。

毛烏素沙地內，陜西靖邊縣最北端的統萬城遺址雖已殘破不堪，卻仍巍然聳峙。東城除了北面還殘余著幾段土墻，瓦礫遍地，荒草離離。西城是內城，四周城墻依稀可辨，西南角樓巍然聳立。西城墻之下，沙積成山，薇菜和苦豆子蔓生四處，白刺和芨芨草成簇成堆。登上高大的城墻，茫茫的毛烏素大沙漠盡收眼底，像一個凝固的沙海，向天邊翻滾而去。攝影／崔巖

初建時的統萬城周邊也曾有沙有草、有灘有湖，是自然條件較好的低濕灘地及河谷，是人們生活的地方。但是，當初居住在統萬城的人們一定見證了沙逼農田的可怕景象。攝影／陳旭

在中國北方廣袤的農牧交錯地帶，在長城沿線的南北兩側，分布有大大小小數十座古代的城池遺址。經學者們研究，歷史上中國的氣候是一直在變化波動的，而農牧交錯帶是一個極為敏感的過渡帶，氣候的變化會首先在這個地帶反映出來，影響到地貌、水文和植被。不僅如此，人類活動也能引起它的巨大改變。而該地帶生態環境一旦惡化就難以逆轉，不但會嚴重影響居住于此的人，甚至連其他地區的環境和人也要跟著遭殃。所以，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帶一直處于南北變遷的狀態，人類建了城又毀了城，是氣候和農牧交錯帶的變遷造成的！

這里是川西高原逐漸過渡到平原的典型農牧混合之地，在317國道路邊以南“六十六道班房”附近，大渡河峽谷所形成的水汽通道聚集了足以生長豌豆、小麥和油菜的水分 攝影／謝罡。

山的高處就是牧場，半干旱的氣候和高海拔的寒冷不具備農耕所需的地理條件。在中國的西南山地，農與牧是垂直“交錯”的。攝影／范菁

從一份中國人口遷移統計數據中我們發現，在20世紀50—70年代，西部地區成了全國主要的人口凈流入區。據估算，1953—1982年間，如扣除人口長期大量外流的四川省，西部地區累計凈遷入1090萬人，年均37萬人。其中50年代和60年代中期更是突出的移民高潮，究其原因，當時正是政策號召下建設兵團進軍西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紅色年代。上圖為1960年初，進入塔里木盆地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一師正在開墾荒蕪的戈壁灘。右頁圖則記錄了1964年江蘇省常州市的知識青年踏上西進列車，與家人依依惜別的瞬間。攝影／浦炳炎

放探空熱氣球是為了測量當地的氣壓，從而折算山峰的高度值。這個辦法直到現在還在應用。圖為1974年中國科學院以及北京動物園、北京自然博物館等單位的科學工作者組成的一支科學考察隊在珠峰地區進行科學考察。 攝影／官天一

人總是需要精神支柱的，不論以什么樣的方式。在珠峰地區荒瘠的野外，中國科學院綜合考察隊的隊員們還是要學習思想，鼓舞干勁兒。1966年到1968年，中國科學院綜合考察委員會主持了歷時3年的珠峰及其鄰近地區的登山科考，為1975年精確測量珠峰高度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供圖／新華社

大城市發展的超前理論看重的是土地的集約化和工業化布局的集聚效益，比如上海，隨著城市輻射能力的增強，主城和周圍的“衛星城區”之間不再是各自封閉的體系，凝聚力就會成倍增加。攝影／馮憶燕

竺可楨1913年入哈佛大學研究院攻讀氣象學。1918年以題為《遠東臺風的新分類》的論文獲得博士學位。這是他的博士畢業照。

竺可楨在研究中國古代文獻的同時，十分注重吸取國外先進經驗，密切關注國外科學發展的動向，多次參加在蘇聯、波蘭、意大利等國舉行的國際學術會議。這是1951年竺可楨參加民主德國的學術會議后留下的紀念照。

1959年6、7月間，竺可楨沿包蘭鐵路到內蒙古、寧夏、甘肅三省區視察。寧夏的風沙危害是他的考察重點之一。左頁這兩張照片均拍攝于考察期間。

竺可楨酷愛體育運動，只要有時間，他就會到戶外運動，尤喜游泳。他每天工作10個小時，身體一直都很健康，跟他注意運動有很大關系。這張竺老在游泳的照片“出鏡率”很高，已經成為回憶竺老的經典畫面。

黃土高原是中國水土流失最嚴重的地區，雖經多年治理，至今水土流失之面積和強度等指標仍居全國之首。右圖是1955年竺可楨考察黃土高原時親自拍攝的照片，照片上面的字就是竺可楨寫下的。上圖是文革前竺可楨在辦公室工作的情景。

通常情況下，泥火山的活動比較平緩，泥漿從噴出口里靜靜地流淌出來，不會對周邊的環境造成災害性的破壞。但是在東南亞也發生過比較罕見的泥火山災害，泥火山周圍的村落大面積地被淹沒在泥漿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