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精品成人国产,在线精品亚洲,日本麻豆一区二区三区视频,日韩av一区二区三区

大歷史的背景布上，“晾曬”著三張清晰舊影。左邊兩張由同一人拍攝，所攝對象都為他的戰友，第一張在1953年的朝鮮戰場上，第二張則攝于解放戰爭時期，陽光、青春的生命都沐浴著戰爭的風暴。右側一張拍攝于天津靜海“五七干校”，攝影師本人同樣不是旁觀者，而是身歷者，他本人也正在這所干校接受再教育。攝影／張英、袁毅平

嚴雁賓的父親嚴志文公，曾是上海“大東南煙公司”董事長,該公司生產有“金鼠牌”、“美麗牌”香煙。這兩個煙草品牌廣告，曾經名冠上海，成為中國社會近代化的物化佐證。左頁圖為1935年，一輛雙層巴士上的美麗牌香煙廣告（攝影／菲利浦 ? 吉德魯）。

照片中這張被嚴家珍藏的黑白標準照，大約拍攝于上個世紀50年代，照片中人——中國農工民主黨成員嚴雁賓，充滿了對新中國的熱愛，與黨精誠團結，共謀大事。不料僅幾年后，即被劃為反黨右派分子。對此他很難理解，他說，我要是反黨，48年就可以反，何必要等到57年。 攝影／余慶

1962年，嚴雁賓終于摘去了右派帽子，但也還是個“摘帽右派分子”，仍舊不是個無“污點”之人。直到1978年，中共中央對右派進行甄別，他才徹底告別“右派”二字，他檔案里的右派材料，也被組織燒掉、徹底清除，仿佛他的人生中不曾有過這么一段暗影。心中無事精神爽。這時嚴先生也才有心思留影。這張照片即拍攝于20世紀80年代。 供圖／嚴紹璗

這張照片，拍攝于1947年的河北阜平縣城廂鄉三官廟村。在土地改革中翻身做主的農民，正在滿懷欣喜地分著地主家的浮財——白花花的銀元。圖中左起第四位的農民名叫耿忠孝，此前一直在地主袁寶楚家做長工，作為“出身較好”的雇農，他成了這次土地改革的受益者。

中華遺產編輯們的私人歷史。

這是劉正陽一家的全家福。左三為劉正陽，右邊第一位女孩叫劉天金。她的出生，是一個傳奇——使原本貧寒的一家人“翻了身”，她也過上了“小姐”的生活。而這一切與北洋軍閥有關。

圖為大東南煙及其他公司的代價券。 供圖／上海泓盛拍賣有限公司

眼前這擁擠的場面，拍攝于1949年的上海四川路。時年春天的上海，解放軍已兵臨城下，上海人心不一，有的歡天喜地的迎接解放，有的憂心忡忡怕被革了命。于是街上人滿為患——一些人涌進城市，一些人試圖逃離。 攝影／山姆·塔塔

1990年，嚴雁賓去世。其子女此后每年都盡可能地聚齊前往上海松鶴公墓祭掃。圖中右二，即其子、本文作者嚴紹璗。嚴雁賓去世前對他說，你不要相信國際資本會幫助中國建設社會主義，你把我燒成灰，我也不相信。他們是當代世界上最惡劣的力量，國際壟斷資本是世界人民共同的敵人。兩個月后，他真的逝去成灰，但他反對的力量，至今依舊愉快地發展著。他的人生可謂悲壯。 供圖／嚴紹璗

1954年，何鵬翔與夫人在武漢拍攝了一張合影，這是他留下的唯一家庭照。晚年的他離開家鄉，由在武漢軍區總醫院工作的次女佩瑤照顧，1955年病逝。他大義愛國又不求聞達的一生，始終為家鄉父老所懷念。 攝影／啟蒙

圖中的這位女子，是1990 年四川成都一位忘情的搖滾歌迷，而那時離中國內地第一支搖滾樂隊“萬李馬王”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成立，已經十年（攝影／肖全）。搖滾的靈魂來自西方，自由、反叛、縱欲等是它的標簽，這對于習慣了整齊劃一的集體舞的中國，是極具挑戰的。

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時，人們陷入了鋪天蓋地的大字報中。攝影／魏德忠

2000年，中國學生在美國大使館前排隊等待簽證。這樣的留學大潮，是從“文革”結束后被逐漸開啟的。 供圖／TPG

1978年，剛剛開放的上海南京路上，新豎起巨型的商業廣告牌，上面是日本跨國公司索尼的大幅廣告。來往行人走過，不少駐足觀看。改革開放以來，進口商品成為被國人追捧的對象。

清秀的面龐，斯文的黑邊眼鏡，年輕的張英從參軍開始了他的解放之路。張英是攝影發燒友，喜歡拍照，甚至買來藥水自己沖印、裁切，因此也留下了大量豐富而生動的照片。他將這些照片精心貼在一個牛皮紙的相冊上，此文中所用老照片均出自于此。

圖為葉淺予宣傳畫之《北平解放》，創作于1959年。雖然形式上采用傳統工筆年畫，畫面卻格外飽滿刺激。畫面表現北平解放，人民子弟兵進城，萬眾歡騰鋪天蓋地的紅色旗幟，寓意中國進入一個嶄新的紅色年代。

在畫家徐唯辛的筆下，1966-1976年的顧準消瘦而矍鑠，微微上揚的嘴角顯示出他的堅定，雙眼如潭，又透出一種睿智。正是這個讀書人，在“文革”期間讀書、思考，保有著“世人皆醉我獨醒”的可貴。 繪畫／徐唯辛

百年變革之際，廢除科舉，實行共和，走向現代化，都被視作“進步”。而一位鄉紳的日記，卻揭示了歷史的另一面：廢除科舉相當于毀滅前程，新政是一項苛政，而共和伴隨著道德淪喪……在這樣的世界里，這位鄉紳卻以頑強的毅力，堅守著傳統的“士”之理想，為一個曾經輝煌的群體唱出令人唏噓的挽歌。

圖為民初西方媒體的新聞插畫《剪辮子》。民國初始，剪辮子是一項重要的儀式，代表著告別專制、走向共和的姿態。圖中有的人面露微笑，帶著除舊迎新的歡喜；有的人則愁眉苦臉，高舉雙手。供圖／文化傳播

鏡頭中的上海提籃橋監獄始建于1901年，人稱“遠東第一監獄”、“百年死亡之城”，是中國仍在使用的歷史最悠久的監獄。1949年1月，被國民政府判處無期徒刑的漢奸犯羅君強，由南京移押至提籃橋監獄服刑，直至1970年2月底病亡。 供圖／CFP

1981年春，西安。時任陜西省軍區政委的蔡長元，抱著5歲的兒子蔡小心。蔡長元幾乎從未在兒子面前提過自己征戰沙場的經歷，直到去世多年后，他傳奇般的人生故事才逐漸為蔡小心所知。

一幅抗日題材的木刻版畫，創作者劉峴，1937年由日本東京美術學校學成歸國后投入抗日救亡運動，并于次年加入新四軍四支隊，這幅版畫即同年所作。

這張宣傳畫上的人物，是中國人民志愿軍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級戰斗英雄楊根思。1950年10月，楊根思入朝作戰，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戰役分割圍殲咸鏡南道美軍的戰斗中，楊根思與戰友們前后擊退了美軍陸戰第1師的8次進攻，直至彈盡糧絕。在最后的時刻，楊根思抱著炸藥包，與沖上來的四十多個美國兵同歸于盡，時年28歲（供圖／Corbis）。

蕭功秦的家中至今保存了不少家庭成員的舊時影像，以及一封父親蕭健于1952年，從朝鮮戰場上寄回的家書。信中父親叮囑全家要自覺進步，洋溢著對革命新秩序高度擁護的氣氛，盼望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 攝影／陶鈞

圖中，上海大新百貨公司大樓（今第一百貨大樓）的外墻上，蔣介石主席的畫像被高高掛起（攝影／艾倫·拉森）。在黨政合一的國民政府時期，蔣介石成為了國家的人格化代表。

1949年2月，北平。人海當中讓開一條小道，一隊高蹺表演者在萬眾矚目中走過。這是文工團正為迎接解放軍入城進行的表演，觀眾的神情有喜悅，有新奇，也有思索。 供圖／秦風

解放后重慶的搬運工人們，生活已經有了顯著的變化，這是他們積極勞動的結果。現在他們的經濟收入月月向上，每月一般都有節余存入銀行。他們住著清潔整齊的搬運工人宿舍，里面還有完善的衛生設備。這是他們的圖書室，圖書已成為工人們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糧。空暇時，他們就到圖書室里去翻閱圖書雜志。

這組圖片的主人公，都是同一個人——1881年出生于福州的葉景呂。葉景呂生于清末，經歷了民國和毛澤東時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見證了一段最為云譎波詭的百年歷史，而葉景呂也用自己獨特的方式，為自己的生命和這段歷史做注——自1907年起，他曾連續62年，每年都到照相館拍攝一張肖像照片，并批注下心得感受。戰亂離合都沒有能中斷葉景呂的堅持，并在他的照片中留下了印記。

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時，人們陷入了鋪天蓋地的大字報中。攝影／魏德忠

圖為1980年微生物生化和分子遺傳學家沈善炯（中）在美國威斯康星大學與勃列爾、朱家璧（右一）合影。原定隨沈善炯出國的并不是朱家璧，而是金潤之。由于遲遲得不到國務院領導人的審批，延誤了出國時機，且所學外語為俄語，后來只得由英語更好的朱家璧頂替。朱家璧后來成為中國著名遺傳學家。

圖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流行一時的燕舞牌收錄機。 攝影／劉香成

圖為二級解放勛章。

這是天津靜海干校里正在勞動改造的知識分子。干校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為貫徹毛澤東《五七指示》和讓干部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將黨政機關干部、科技人員和大專院校教師等下放到農村，進行勞動、學習和改造的場所。這幾乎剝奪了知識分子讀書的權利。顧準也曾在干校勞動，不過他沒有忘卻讀書、思考，從干校一返回北京便開始了其讀書生活。 攝影／袁毅平

圖為銘刻著“擁護共和”的紀念幣。

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名為“最后關頭”的抗戰演說，指出“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當時羅君強、汪精衛等國民政府的高官都在廬山。據羅君強回憶，聽聞蔣委員長一席話，汪精衛的情緒相當激昂。圖中，蔣介石正指著軍事地圖說明戰略部署。 供圖／文化傳播

1940年初，蔡長元（前排右三）以晉察冀軍區政治部青年科科長的身份，赴五臺山參加政治部組織會議。前排右四是時任政治部主任的朱良才，與蔡長元是紅西路軍戰友。兩個月后，蔡長元負責組建青年支隊，并出任支隊政委一職。

下圖是抗戰時期日軍司令官發行的投降票。背面有文字：凡中國士兵攜帶此證歸順者，日軍“必充分給予，且代謀適當職務，要回故鄉去的人給予路費與通行證，以示優待。”為瓦解中國軍人的抵抗意志，日軍可謂軟硬兼施，無所不用其極。可笑的是，最后投降的，是他們。

圖是《英雄兒女》中王成的原型之一蔣慶泉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榮獲的勛章。 攝影／陳川平

圖為八年抗戰勝利勛章。

宋云亮與玉花的合影充滿歲月痕跡，但依然是他們相識相愛的最好見證。他們在解放戰爭中相逢，當時身負重傷的宋云亮被玉花救回家中，展開一段書信情緣。婚后，宋參加了抗美援朝，二人家書未斷。

毅平將鏡頭對準了已有八年工齡的搬運工人丁德發一家。照片上的三口人姿態相當隨意，只看表情和動作，我們就感受到那個長得結結實實的孩子坐在桌子上的童真，以及一家人自然而真切的情感流露。家庭生活的美好與真摯，才是搬運工人新生活中最真實的幸福。

1901年 剛過弱冠之年的葉景呂，在英國留下了他人生的第一張肖像。一身長袍馬褂，頭戴瓜皮帽，蓄發留辮的葉景呂，稚氣未脫地站著，雙手隨意搭在腹前。有別于中國傳統肖像正對照相機的姿勢，他的身體略微右側，但目光還是直視鏡頭。當時的葉景呂，已經在清政府駐英使館工作了五年，逐漸接受著西方文化的洗禮，因此他在照片上特地標注了公歷紀年“1901年”。

圖是2000年底陜西西安人體攝影展上的一幕（攝影／劉德望）。早在上世紀20年代，繪畫大師劉海粟就首次將女裸模引入上海美術學院，讓學生寫生。而1966年文革開始后，裸體模特和人體藝術卻被視為“封資修”而慘遭橫掃。直到千禧之交，人體攝影展才漸漸回到公眾視線。不過觀眾未必理解它的含義，正如上圖的這位。在走向開放之際，不同地域、年齡和身份的人，“開放度”是不同的。而先鋒的藝術，往往成為一個人開放度的“試金石”。

圖是1967年，廣東茂名市高州縣根子公社南邦大隊社員在舉行集體佩戴毛主席像章的儀式（供圖／周澤明）。

1980年元月，物理學家李政道提出了聯合美國部分大學用統一出題、統一招考的方式，在中國每年錄取約100名物理研究生的計劃（簡稱CUSPEA），這個計劃使得更多中國學生有機會出國留學。圖為當時李政道（左一）回國后與中國科技大學大少年班同學見面的情形。

這張全家福是張英1942年前在老家拍攝的。居中長者為其父親，是一位兢兢業業的小學教員，攬著兩個孫子。父親左右兩側，分別為張英的弟弟、弟媳。照片的最左邊，為張英的妹妹。最右側是一位幫忙看孩子的遠房親戚。而鏡頭后的張英，此時已是后方醫院的一名軍人。

1974年，顧準在中國社科院哲學社會部的住所前，留下了這張孤獨的影像。正是在這兒，他讀了大量哲學、史學等書籍，撰寫了《希臘城邦制度》和《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等文章。

圖是赤橋村里的劉大鵬故居門樓和父子登科匾、舉人匾。1902年，劉大鵬長子劉玠中舉，鄉親們敲鑼打鼓地送來一面“父子登科”匾額。對于一個二百年沒出過舉人的鄉村，劉家成了地位顯赫的書香世家，同時也肩負起對桑梓不可推卸的責任（ 攝影／暢揚）。

這張合影拍攝于1950年前后，左為蕭企云（作者祖父）、右為蕭伯麟（作者伯父），前排孩童為作者蕭功秦。在這個家庭里，蕭企云是一名左傾的開明士紳、蕭伯麟是共產黨員，而作者的父親蕭健則是國民黨將領。一家人幾種信仰，不同道路。實際上，在國共合作抗日期間，年輕人普遍認為，去延安抗大還是黃埔軍校，實無大不同。

圖是宋云亮攝于1951年的朝鮮順川。

兩個甪直本地的農村婦女，身穿小作裙，頭系兜頭布。袁毅平端起相機時，姐倆剛忙完手上的農活正與旁人聊天。看到對面陌生的鏡頭，她們羞澀地笑了。從這笑容里，我們能感受到那個時代的簡單與樸素，以及不加修飾的純粹的美。

1909年 這是葉景呂所有肖像照中唯一的一張穿西裝的肖像。這張肖像，就是在今天看來，也屬風度翩翩，很有些當紅明星的派頭，但葉景呂依然蓄發留辮。這年的秋天，慈禧、光緒先后駕崩，末代皇帝宣統在內外交困中登基。我們無法猜測葉景呂是出于什么目的拍攝這張一身西洋裝束的肖像，是追求時髦還是另有含義？

晚清編練新軍，擬在全國分三十六鎮，其中第十九鎮建于云南。圖為當時云南新軍的操練場景，新軍初顯氣象（供圖／李學通）。

解放戰爭時，張英所在的部隊行進至北京東北方向的河北興隆縣。一看進了縣城，原本就愛好攝影的張英便去照相館中拍了上圖這張藝術照。說是藝術照，是因為照片中的兩位都是張英本人，一坐一站，一拉一唱，分兩次拍攝并合成的時髦照片，傳達了張英自唱自拉的文藝理想。照片中的二胡并非道具，它跟隨主人行軍多年。可惜，張英并未留下自己作為大夫搶救傷員的照片。

圖為20世紀50年代顧準的全家福，一家人其樂融融的情形在“文革”期間被打破，妻子與其離婚后自殺，五個子女與其斷絕往來。1974年，12月3日，顧準因病去世。 供圖／丁東

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衛與陳璧君、褚民誼（左一）、曾仲鳴等人，乘飛機離開重慶，逃往昆明，再經越南潛赴上海，由此開始了投日叛國之路。圖中，云南省主席龍云（左三）與周佛海（左二）、何應欽（右一）正在昆明迎接汪精衛。此時，周佛海的心腹羅君強并未隨行，他因“高宗武赴日”一事受到“撤職”的處分，在心態上產生了諸多微妙的變化。供圖／文化傳播

中國人民志愿軍、朝鮮人民軍在突破三八線后，集中將“鐵原三角地帶”作為屯集、轉運物資的重要樞紐。為奪回戰略主動權，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開始了針對這一地區的防守反攻，圖即為美軍飛機偵察性地轟炸沿鐵原靠15號國道向南一帶，攝影師或為美方隨軍記者。供圖／北京電視臺檔案欄目

婦女們集中在打谷機前勞動，也是官方語境中社會主義公社“最普遍”的場景。

位精神矍鑠的老農，高踞門頂正中的“相框”里，笑得樸實而愉快。一二十年前，那個位置安放的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塑像，那是一個神的位置，任何人都不敢“取而代之”。

圖是赤橋村里的劉大鵬故居門樓和父子登科匾、舉人匾。1902年，劉大鵬長子劉玠中舉，鄉親們敲鑼打鼓地送來一面“父子登科”匾額。對于一個二百年沒出過舉人的鄉村，劉家成了地位顯赫的書香世家，同時也肩負起對桑梓不可推卸的責任（ 攝影／暢揚）。

圖為1952年秋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朝鮮金化東北打響的上甘嶺戰役，這場戰役成為“抗美援朝”的標志性事件，而與其防御性質相仿的鐵原阻擊戰，卻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不為人知。

圖為八路軍戰士，歡迎從延安抗大總校開赴前線的師生。 攝影／沙飛

這幅照片攝于1949年，袁志超手握鋼筆在戰斗間隙間寫家書，所謂“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在南下途中，他曾寫下一封六千多字的長信，從記述見聞，到記錄大事件，再到叮囑弟弟學習進步，千言萬語說不盡。

朝陽，排隊出工，剪影，這是詩意的集體勞動生活的常規表達。

1911年 此時的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的前夕。這種新舊交替的困惑、迷茫、搖擺，似乎也投射在了葉景呂的照片中——他的眼神中多了一種持重的同時，還第一次采用架著二郎腿的坐姿拍照，這在傳統文化中顯然是不合禮數的。照片中的葉景呂雖仍然身著傳統服裝，但第一次穿上了馬甲，這是當時社會典型的常禮服。此后，長袍搭配馬褂或馬甲，也成為葉景呂一生肖像系列的主要服裝。

這位男子，緊緊盯著街邊墻壁上的一張宣傳紙。上面是某廠的工作信息。攝于1991年的這一幕，透露出人們對發家致富的強烈渴望（攝影／陳明先）。

與新軍配套的云南陸軍講武堂隨之成立，左頁圖即為云南講武堂舊址（攝影／謝廷飛），何鵬翔的親人在那里找到他當年的任職資料。

圖這張照片拍攝于1951年7月，距鐵原阻擊戰結束后不久。左一為189師政委兼師長蔡長元，左二是189師566團團長朱彪，旁邊是副師長郭英春和參謀長原星。

圖為長信的原件。

村婦女坐在地頭上休息，來了個外鄉的攝影師，舉著鏡頭對著人，這是要干什么？是不是壞人？鏡頭前的女人似乎對相機和拍攝者產生了質疑。這樣真實而生動的影像，在官方傳播中幾乎看不到。

圖是1992年貴州興義人才交流會上推銷自己的求職者。他把對工資的期待掛在胸前，同時用三寸不爛之舌和飛揚的手勢，展示自我風采。這不僅是對財富的追求，更是一種個性的解放。攝影／肖建國

圖拍攝于1953年4月，蔡長元（后座中間）、189師政委李克忠（右一）與隨西北人民赴朝慰問團到朝鮮演出的豫劇演員常香玉（前座左）合影留念

1940年3月底，偽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汪精衛任偽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周佛海為副主席兼秘書長，其心腹羅君強則以副秘書長的身份，主持秘書廳的具體工作。圖為同年舉辦的由日軍所扶持的“中央軍官訓練團”結業式，該儀式由汪精衛（中間者）主持，其右側站立著為周佛海。 供圖／秦風

黑白標準照1951年5月拍攝于福建龍巖，時年19歲的王昕初到福建，赴閩西參加土改。合影照片則為1953年9月王昕全家攝于上海，前排右為父親王彥行，左為母親盧西玉，后排為姐弟四人。左三王昕，左四弟弟王昀。疊在照片下的家書原件上，依稀能夠看到“南下服務團”、“福州”等字樣，記錄著這些南下服務團員歷經艱辛與犧牲的旅途。

水鄉采菱角的真實場面。婦女帶著孩子，坐在大木桶里，從并不算清澈的水中摘起一個個菱角，這樣的勞作漫長而艱苦，毫無“詩意”可言。

圖是1996年廣州的一位個體戶，正在忙碌地裝置著夜市攤檔。上世紀80年代，中國人漸漸從“割資本主義尾巴”的話語方式中走出來，走向市場經濟，于是個體戶也應運而生。

從這三本老書上，還可以追尋到更多關于他的信息。

圖為戰地記者蔡尚雄于1948年拍攝的火線急救傷員，或可據此想象當年張英的工作情形。

圖中，蔡長元將軍身處的位置是朝鮮開城的海港碼頭，此時是1952年的11月，開城保衛戰剛剛結束，蔡長元所率領的189師奉命守衛板門店。

清代官員戴禮帽，帽子的最高處裝有頂珠，頂珠是區別官職高低的重要標志。乾隆以后，冠頂的頂珠基本上采用透明或不透明的玻璃所制。一品為亮紅頂，二品為涅紅頂，三品為亮藍頂，四品為涅藍頂，五品為亮白頂，六品為涅白頂，七品為素金頂。圖為劉大鵬唯一存世之像。

攝于1948年的劉志清單人照，是他留下的在大陸的唯一照片，從此后，故土家遠，鴻雁無憑。另外兩張照片的上方一張，為劉志清（中）與內弟謝鳳希（右）全家合影，右下角那張是劉志清（前排右）與友人合影，兩張照片都拍攝于臺灣，未再成婚的劉志清“孑然一身”，背景則為家書和信封原件。

仔細瞧瞧墻上掛著的照片，主角竟然就是下面看展的農民。原來，袁毅平在工作之余，“順手牽羊”地記錄下辛莊農民的真實狀態。

1947年第三軍于石家莊戰役全軍覆沒后，作為該軍參謀長的蕭健于1948年再任第三十軍參謀長，三十軍在太原戰役中被殲，父親由于沒有去太原而再次逃過一劫。圖為石家莊戰役中解放軍越過守敵的第一道防線。 供圖／軍事圖片庫／CFP

1921年 不惑之年的葉景呂，在“國恥日”拍攝了這幀肖像。這一年的5月9日，袁世凱以“中華民國大總統”的名義，批準了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二十一條》。消息傳開，舉國嘩然。中國各大城市的學生、市民紛紛舉行集會、游行，群起反對。這一天，被愛國民眾稱為“國恥日”。 民國的政治風云中，葉景呂算是一個家境殷實，卻又毫無發言權的平頭百姓，然而，從他的神態和刻意黏貼的字條中，卻不難看出一個普通中國人對國運的擔憂。

右圖這溫馨的一家三口，把家安在公廁上，是1995年廣州的一戶“公廁人家”。他們承包了廣衛路華寧里的一間公廁，并且住在公廁的小閣樓上，這樣一來，既解決了最頭疼的住房問題，還工作生活兩不誤。從上世紀80年代起，這類“公廁人家”就隨著改革的步伐在城市中出現。 攝影／安哥

圖是晚清時期《倫敦新聞畫報》中的北京貢院，即明清科舉會試的考場。兩排房屋，是供考試使用的單間考棚。每個考生都有一間考棚，進入考棚后，要從外邊把門鎖上。供圖／公元傳播

1942年11月，日軍在南京玄武湖畔舉行“大東亞戰爭博覽會”，宣傳日本侵略中國及亞洲各國的戰況。汪精衛（左一）的右方為日本駐偽國民政府的大使重光葵，中間穿軍裝者是日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畑俊六。汪偽政權叛國的行徑已經昭然若揭，而這年三月剛剛升任偽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長的羅君強，也在漢奸的路上越走越遠。 供圖／秦風

出生在左傾家庭的蕭健，原本一心想科學救國，卻在機緣巧合之下，成了黃埔軍校的學生。他先后擔任了國民黨陸軍第三軍參謀長、三十軍參謀長等職，并于1949年底在成都起義。圖為其人生三個不同階段的留影。

影展上，老漢仰頭望著墻上的大人物照片，他態度認真，眼神中充滿了敬仰與感激。

出生在左傾家庭的蕭健，原本一心想科學救國，卻在機緣巧合之下，成了黃埔軍校的學生。他先后擔任了國民黨陸軍第三軍參謀長、三十軍參謀長等職，并于1949年底在成都起義。圖為其人生三個不同階段的留影。

出生在左傾家庭的蕭健，原本一心想科學救國，卻在機緣巧合之下，成了黃埔軍校的學生。他先后擔任了國民黨陸軍第三軍參謀長、三十軍參謀長等職，并于1949年底在成都起義。圖為其人生三個不同階段的留影。

圖3 養馬人把馬當成“老伙伴”，相當滿足自豪。

1941年 這一年的4月18日，日軍登陸運輸艦艇駛抵閩江口海域集結，日軍30架飛機隨即對福州及閩江口兩岸地區進行輪番轟炸。21日晚，福州淪陷。當年的９月３日，日軍在中國軍隊的猛烈進攻下退出福州。為了慶祝福州的收復，步入花甲之年的葉景呂，在1941年的10月10日——民國國慶日拍攝了這幀肖像。但畫面上的他，沒有任何喜悅，當時的大半個中國依然在日軍鐵蹄的蹂躪之下。不知道是否是對“半壁河山”淪陷的暗示，葉景呂首次采用了半身胸像。直到抗戰勝利，他才重新拍攝整身像。

1983年，四川南充某街頭，這位身著西裝的青年正在學習打領帶（攝影／楊麾）。

圖中的蔡鍔不僅是位軍神，也是位儒士。他10歲能文，著述甚多。身逢亂世的他，立志“流血救民”，主張“全民皆兵”。

圖是二人回國后在北京八大處見面的情形，至今兩位九旬老人仍有聯絡。

圖4 男人穿著斜襟的布衫，憨憨地裂開嘴大笑

圖是山東濟南的某復古服飾小店，一位外國美女身著旗袍，神情愉快。旗袍凸顯出她婀娜的身段，東西方之美在身上完美交融。

圖為朝鮮戰爭時張英（左三）與衛生干部開完會后的合影。

1948年，蕭健沒有遵從安排把家眷都送往臺灣，而是讓全家返回了家鄉。圖為蕭健三子于1948夏在衡陽的留影。從左到右為,蕭功漢（蕭默）、蕭功秦、蕭功平。

1946年 久違的笑容，終于在葉景呂的臉上重現。這一年4月,中國國民黨中常會決議將一年前慶祝抗戰勝利的首日——9月3日,定為抗戰勝利紀念日。葉景呂就在紀念日當天拍攝了這張照片，并親筆寫下“勝利紀念”。隨著山河重振，葉景呂的照片也從這一年起，恢復了全身照。

他手書的對聯中，一個“軍”字，一個“將”字，雄心霸氣盡展無疑。何鵬翔也具有相同的氣質，文武雙全。 供圖／李學通

1995年冬天，蔡長元將軍在彌留之際，將此前撰寫的戰地日記、干部自傳副本等物，委托女兒蔡小明暫存，并囑咐她在兒子蔡小心三十歲生日時予以轉交。圖為蔡小心向我們展示的蔡長元將軍干部自傳的副本。 攝影／陳川平

圖為作者的堂哥蕭功偉（蕭伯麟之子）于文革期間與蕭功秦的合影。

梳著長辮子的姑娘在水塘邊洗衣服

看到下面這些照片，張英滿心歡喜地問：“挺不錯的吧？”照片中年輕而可愛的女孩，是與他相守60余年的夫人卜一。卜一原名愛新覺羅·鳳英，是位滿清格格。圖1是她與小姐妹的合影。

圖即考棚里孤零零考試的舉子。科舉考試，為中國的讀書人提供了最主要的晉升階梯。

從女朋友到為人妻、為人母；從男朋友到為人夫、為人父，陳素秋與張煥光歷經風風雨雨，攜手走過。如今張煥光先生過世了，家書成為對故人最好的紀念。

卜一后來考上沈陽航校成為一名英姿颯爽的軍人，圖中這身裝扮是當時蘇聯式連衣裙布拉吉，有著時髦的寬腰帶、大裙擺。

圖是蔡長元解放后榮獲的開國三大勛章及兩大朝鮮勛章。

陳素秋與張煥光從初中階段開始，你來我往書信傳情，中間經歷了無數困苦戰亂，始終不渝，12年后終成眷屬，此后依然尺牘不斷，那秀氣的筆跡見證了兩人的愛情佳話。信箋上的照片拍攝于1948年，那一年張煥光赴廣西大學讀書，二人留影話別。

作為抗美援朝戰爭史的研究者，蔡小心經過多年的走訪、調查和資料搜集，對其父蔡長元將軍親身參與的鐵原阻擊戰了然于胸。圖中，他右手拿著的是蔡長元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獲得的朝鮮二級自由獨立勛章。 攝影／陳川平

何氏家譜中的“述漸”即是何鵬翔，譜中簡要記述了他不俗的一生。家譜所疊為他書寫的字帖，書法造詣頗高。此外，他還影響了許多家族后輩的人生道路，下面簡表謹列出幾位與他一樣投筆從戎的親人，多為民國時期國民黨將領。供圖／何亮

張英和卜一兩個人的命運軌跡因為解放而轉向，在朝鮮戰爭時交匯，在張英鏡頭里，卜一因戀愛而甜蜜無比。

朝鮮戰爭的間隙，張英也拍攝了不少照片，如圖拍攝的是與其一同參加過解放戰爭、朝鮮戰爭的老戰友丁克，爛漫桃花的背景，使人難以察覺戰爭之氣氛。

私塾與學堂，差別甚大。圖是民國初期的私塾先生與弟子。一間教室，一位先生，再加上孩子們自帶的板凳，沿用了幾世紀的廉價易得的課本，一間私塾就成型了 供圖／文化傳播

蔡鍔光輝的一生指引了身旁的人，尤其是何鵬翔。將軍英年早逝后，他痛惜傷心而解甲歸田。他與將軍同鄉，參與發起的各種紀念行動中，以建設邵陽松坡圖書館為最。在湖南，松坡圖書館曾被譽為三大私立圖書館之一。圖即為圖書館館址。攝影／申興剛

圖為清末的天津北洋工藝學堂，學生正在上機械課。這所1903年由袁世凱創辦的學堂里，既用到英語授課，也用到許多先進的科學設備。這樣的現代教學，需要極大的經費投入，鄉村無法負擔，故而多在城市興辦。

圖即二人新婚后在石家莊與親友的合影，二排右一是張英，三排左一是其夫人。最值得一提的是二排左一的那位，他是張英的通訊員，從朝鮮戰爭時即負責張英的生活起居，甚至還一手操辦了他們的婚禮。

1950年 望七之年的葉景呂，在元旦這天拍下了本年的肖像照。照片中的他面帶溫和的微笑，穿著一身嶄新對襟短襖。照片的說明為：“改服短裝留影紀念。”中國從兩漢以來，歷史上的每一次改朝換代，新王朝都會發布一個“易服色，改正朔”的諭令。這一傳統，也許還或多或少地影響著葉景呂。事實上，此后對襟短襖或短褂就成為葉景呂拍攝肖像時的主要著裝，帽子則換成了當時盛行于干部和工農群眾中的八角帽，而照片說明中的紀年，也統統改用公歷了。

幾乎每天下午，張英都會陪著老伴兒在院子里抽一會兒煙，聊聊天，說說他們的往事。一位歷經戰火、不斷解放的軍人，一位清王族的后裔，是解放讓他們走到一起，相守了半個多世紀。盡管磕磕絆絆，但也如走廊邊的紫藤蘿一樣，盤根交錯，誰也離不開誰。

媽媽領著孩子，指著鏡頭說“看！”孩子的遲疑與母親的誘導，在照片上淋漓盡現

1956年左右，從朝鮮歸來的張英被授予了少校軍銜，他用相機記錄下了這榮譽而自豪的一刻。

臺上的貧下中農痛說家史

臺下的看客聽眾各懷心事。有人認真聽講，有人東張西望，不同的神情，反映出參加對敵說理大會的不同心態。

1949年 政權鼎革，時代巨變，就在毛澤東主席向全世界莊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的當天，葉景呂拍攝了這幀年度肖像。這是一個飽經滄桑的“生意人”最直接的政治態度的表達。葉景呂一身白色的短衣長褲，坐在一張中西合璧的單扶手的靠背椅上，擺出了一個讀報的姿勢，照相館背景是白色的花簇。這個姿勢是模仿1949年4月，徐肖冰在北京香山為毛澤東拍攝的讀報的照片。在照片的批注條上，葉景呂提筆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紀念”

左側這個站著的男人是已經被批斗了多次的地主，四清運動中，他再一次被拉出來斗一斗。地主心里有怨氣，參會時就穿上了最破的衣服。他是“敵人”，但也是窮人。

科舉廢除，失去教職后，劉大鵬仍不忘自己的鄉紳責任，他把極大的精力投入到修繕晉祠，興修道路、水利，以及編修地方志上去。圖是劉大鵬編寫的《晉水圖志》，其內為他的親筆書法，字跡清晰工整。

對敵說理斗爭大會上，戴帽子的“革命群眾”踴躍發言，斥責面前的“四不清”干部，而組織開會的工作隊長則在一旁默默觀戰。五十年后，當我們再來看這張照片時，這個敞胸露懷舉止不恭的“革命群眾”，為人們理解這場政治運動的實質，提供了線索。

被記錄的不止這一刻，如右頁圖中所示，他走到哪拍到哪，將各個時期自己的照片貼在相冊上，那里有1949年解放蘭州和蒲城的他，也有上世紀五十年代赴朝的他……綜而觀之，這里展現的就是一個人的解放之路。第一行尺寸最小的兩張照片很有趣，是張英用火柴盒大小的特工照相機拍攝的，相機是他在朝鮮戰爭時的戰利品，盡管尺寸小，但拍出的照片卻很細膩。

圖為劉大鵬的孫子劉佐卿，至今仍記得祖父為鄉里興利除弊所做的諸多善舉。 供圖／CFP

1952年 葉景呂的開八之年，留下的是一幅黑紙剪影。關于葉景呂在這一年中沒有拍攝肖像的原因，可從剪影旁的文字中找到答案。原來，時值 “三反五反”運動，葉景呂的長孫葉毅正在福州格致中學上學，是一名“革命”青年。血氣方剛的他向政府舉報爺爺販賣黃金，而這其實是葉景呂幫助老東家羅家變賣一些首飾，換來用于貼補羅家的花銷。但葉景呂沒有按規定賣到銀行，而采取了私下處理的方式。被舉報后，葉景呂因此受到了審查，后經公安機關調查，葉景呂沒有大問題，被免于追究。葉景呂覺得，1952年是“自己的污濁之年”，因此決定不再照相，而是找了一個專業的剪紙先生，為自己用黑紙剪了一個側面肖像，這也是相冊中唯一一張不是照片的“照片”。

1958年 這是中國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也就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大躍進運動時期。葉景呂還是戴著那副玳瑁架眼鏡，上衣口袋插著兩支鋼筆，還佩戴了一枚五角星紀念章，這是在他的年度肖像照中首次出現的打扮。看得出，葉景呂竭力想融入當時那個“振奮人心”的群眾運動，但細細體會他的眼神，卻隱隱透出一絲迷茫，不知他是否已洞察到浮夸風的惡果，甚至開始對此有所擔憂。

1968年 米壽之年的葉景呂，留下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后一張照片。這張照片的拍攝日，選在了六一兒童節，他依然身著對襟短褂，頭部微微右傾。在這張肖像中，葉景呂面帶微笑，怡然地注視著鏡頭，把人生最后的溫暖留給了自己，也永遠地留給了世人。

圖為1966年的宣傳畫《毛主席怎樣說的，我就怎樣做》。如圖中所描繪的那樣，當時全國人民心中形成了對毛澤東個人的非理性的、近乎狂熱的崇拜，以及民眾 “依附集體主義”的心態，對“文革”的發生不無作用。 供圖／黃欣

1946年 久違的笑容，終于在葉景呂的臉上重現。這一年4月,中國國民黨中常會決議將一年前慶祝抗戰勝利的首日——9月3日,定為抗戰勝利紀念日。葉景呂就在紀念日當天拍攝了這張照片，并親筆寫下“勝利紀念”。隨著山河重振，葉景呂的照片也從這一年起，恢復了全身照。

圖為天津醫護人員正在粘貼大字報。 供圖／文化傳播

1957年4月11日，中共領袖毛澤東宴請民主人士代表，鼓勵他們向黨進言，“互相監督”、“和舟共濟”。27日，中共中央又在全黨發起以反對官僚、宗派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號召黨外人士“鳴放”。然僅月余，形式逆轉，掀起了反擊右派分子運動。左頁圖為時任交通部部長的章伯鈞，在交通部職工3000人大會上遭批判，后被劃為右派分子（供圖／人民畫報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