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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世典范 沿海的貝殼、東南亞的珊瑚、中亞的青金石、內地的綠松石……諸多地域的特產，被薈萃于圖中這面平螺鈿背八角鏡的鏡背上，光芒奪目，璀璨絢爛。它被制造于大唐盛世，作為僅存的傳世螺鈿唐鏡之一，是盛唐藝術昌盛的代表作。后來，或許是跟隨遣唐使，這面銅鏡東渡日本成為皇室御物，并最終入藏正倉院。此時它正展出于東京國立博物館“正倉院的世界”特別展上，令人們可以一覽其風采。 平螺鈿背八角鏡 唐·8世紀 正倉院（北倉42-13）藏 東京國立博物館“正倉院的世界——皇室守護傳承之美”特展 后期展示（11.6-11.24）

圖中的這面唐代螺鈿背菱花鏡，出土于西安理工大學李倕墓，現藏于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國內現今可見七面螺鈿唐鏡，均出土于墓葬中，因此保存狀況堪憂。但我們依舊可以從這面銅鏡上，看到鑲嵌有與正倉院藏品類似的綠松石、青金石，以及螺片之上反映出的七彩斑斕。 攝影／泓伊

鐘馗是中國斬鬼逐疫之神。隋唐之際，使者往返于中日之間，鐘馗信仰隨之東傳。在日本，鐘馗被賦予祛除天花、麻疹等疾病的新功能。右圖為日本浮世繪鐘馗除疫圖，描繪的是鐘馗懲罰兩位麻疹神。 供圖／TPG

《圣德太子繪傳》采用大場景敘事畫形式，描繪圣德太子生平事跡，繪制于平安時代晚期。原為裝飾法隆寺繪殿門窗的“障子繪”，類似于窗紙，現被制成裝裱畫，收藏于東京國立博物館。從上圖的畫卷局部可見派遣小野妹子出使、制定《憲法十七條》等場景內容，圣德太子的事跡與山水背景融為一體，畫面細膩生動。 供圖／TPG

法隆寺的“百濟觀音”常常引發驚嘆和贊美，根據法隆寺古文書記載，這尊觀音應為“虛空藏菩薩”，飛鳥時代從朝鮮半島的百濟國“渡來”，身軀修長、垂發飄逸，姿態婉約，美不勝收。側面觀之，恍然如生。當時的日本不僅從中國直接引入文化，更頻繁地通過百濟吸收文化營養。 供圖／TPG

海磯鏡是日本國寶級文物（即日本自己制作而非國外流入的高級文物），和一般銅鏡相比，其顏色更顯瑩白，質地也更為堅硬。日本稱之為“白銅”。實際上，這里的白銅是青銅的一種，只是錫的含量更高一些。國寶海磯鏡 唐或奈良時代·8世紀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法隆寺獻納寶物） 東京國立博物館“正倉院的世界——皇室守護傳承之美”特展通期（10.14-11.24）

華麗的琴不好彈 好彈的琴不華麗 圖為北京故宮博物院“四僧書畫展”中陳列的一張素琴，其規制因保留木材的原狀而顯得不規則，因而更顯質樸。左頁圖為日本奈良國立博物館展出的金銀平文琴，以裝飾華麗著稱。有意思的是，金銀平文琴因裝飾過于繁復而音質不佳，不適于彈奏，而樸實無華的素琴，反倒是琴聲清越悠揚。 金銀平文琴（局部）正倉院（北倉26）藏 奈良國立博物館“御即位記念，第71回正倉院展”展示（10.26-11.14） 攝影／謝田

法隆寺西院內的建筑布局十分奇特——金堂與五重塔比肩而立，處于院落的中央。中國南北朝時期奉佛先要造塔，體現了塔的崇高地位。這很可能是法隆寺這類寺院格局的先聲。根據研究，中國隋唐時期的寺院，也采取這種不對稱布局。俯瞰今日法隆寺西院的伽藍建筑，將佛塔與佛殿并列，還會造成特殊的美感（供圖／TPG）。

7世紀 四天王狩獅紋錦局部（復制品） 原件藏于日本法隆寺 攝影／荀耀陽

鑒真法師遷化后，他的弟子根據他生前寶相，塑造了鑒真干漆夾纻（zhù）坐像。坐像刻畫細膩，栩栩如生。鑒真面部表情莊嚴肅穆，雙目閉合，雙手結禪定印，表現出他弘揚佛法的堅定意志。 據說，干漆夾纻技藝，是由鑒真傳入日本的。這種造像法是一種翻模技術，其造型中空，具有輕巧的特點，非常適合佛教行像的習俗。上圖為鑒真干漆坐像的數碼復原圖。

圖以素琴為例，展示了一張古琴的基本結構。

圖為甘肅省博物館藏唐代番錦襟袖黃地團窠寶花紋錦半臂（局部，攝影／Oxidation），碩大華麗的花紋引人矚目。

水滴

唐 黃地對飛馬飲水紋錦 青海省海西州民族博物館藏 攝影／Oxidation

日本傳統伎樂表演用面具，有許多源自中亞或印度的人物形象，比如迦樓羅。迦樓羅是印度神話中的神鳥，能夠吞食蛇蟲。正倉院藏伎樂面中即有迦樓羅面具（上圖），頭有雞冠，面目以麻布粘貼并髹漆。頭與面部為綠色，嘴、額、耳、冠等處用朱紅色涂抹。 伎樂面 迦樓羅 奈良時代·8世紀 正倉院（南倉1-木雕72）藏 東京國立博物館“正倉院的世界——皇室守護傳承之美”特展 后期展示（11.6-11.24）

傳世的唐代古琴，多為裝飾簡單的素琴，而奢華瑰麗的寶裝琴，則唯有正倉院的金銀平文琴一件。似乎，唐代的素琴要遠遠多于寶裝琴。這在唐代繪畫等文物中也能得到印證，上圖為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木質琴幾和五弦琴模型，及泥塑跪坐女俑，下圖為西安市長安區南里王村墓出土的唐代抱琴侍女壁畫，這兩張琴都是素琴。寶裝琴的消亡，或許與安史之亂后，朝廷崇尚節儉，禁止諸多奢侈品的制作有關。

唐 花卉紋刺繡夾纈羅 攝影／貽芥

來自龜茲的樂舞“蘇幕遮”，又名潑寒胡戲，是由絲路傳入中國的西域面具舞蹈之一。舞者在冬天頭戴面具舞蹈，驅魔除鬼，祈求豐年。上圖為出土于新疆庫車蘇巴什古寺遺址的7世紀舍利盒上樂舞圖案的展開圖（復制品）局部，表現的正是舞者頭戴面具，表演“蘇幕遮”的舞蹈場面。 攝影／Panda

圖為日本浮世繪《藝伎三花早春初試新衣》（供圖／FOTOE），畫中的藝伎正在彈箏。

圖即為寶物館金銅像展廳，菩薩的身形、寶冠和天衣，無不帶有中國南北朝時期造像的風格（供圖／FOTOE）。

有學者認為，法隆寺收藏的四天王狩獅紋錦，是一幅唐朝制造的仿波斯錦，其構圖中的聯珠紋、飛馬等形象都是典型的波斯風格。而畫面上的有翼飛馬，則可能是源于古希臘神話中鷹頭獅身的怪獸——格里芬獅。從本圖和下圖中，可以看出這種傳承演變的關系。分處歐亞大陸遙遠兩端的日本和地中海文明，通過絲綢之路發生了神奇的連接。圖為公元前340年 角斗中的格里芬獅和豹子壁畫 意大利帕埃斯圖姆考古遺址公園出土 攝影／Panda

彈琴舞鶴唐人事 圖為西安博物院藏唐代撫琴舞鶴海棠形銀盤。畫面中，一位博衣寬袖的逸士正席地而坐，專注地撫琴，對面有一只仙鶴沉浸在琴聲中，鼓翼起舞。彈琴舞鶴，是古代文人士大夫的高雅之事，而這樣的情景被鐫刻在了昂貴的日用器皿里，可見古琴音樂在唐朝是多么的流行和深入人心。一千多年前的琴聲已不可聞，但我們仍能從畫面中感受到七弦琴音的感染力。

匙

圖為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出土唐代錦衣女俑。這兩套衣服有一個顯著的共同之處，即都以聯珠紋為主要紋飾，顯示出了當時織錦紋樣的流行趨勢。聯珠紋，即以圓珠綴聯成圈，內部填充對獸、花草等圖案。這是波斯薩珊王朝的典型紋樣，隋唐前后傳入中國并風靡一時。 攝影／李如云

陜西歷史博物館藏 唐代鏤空飛鳥葡萄紋銀香囊 手繪示意圖 繪畫／霏霏

東京國立博物館建有專門的“法隆寺寶物館”，收藏1878年由奈良法隆寺向皇室獻納的寶物，約320件。法隆寺建于公元7世紀，留下的古物皆為珍寶。這套精美的墨臺、盛器“水滴”與匙為奈良時代的用物，也可能由中國唐朝、新羅傳入。相傳為圣德太子寫經所用（攝影／蘇李歡）。圖為墨臺

紺夾纈絁幾褥 奈良時代·8世紀 正倉院（南倉150-14）藏 東京國立博物館“正倉院的世界——皇室守護傳承之美”特展后期展示（11.6-11.24）

圖為日本江戶時代畫家狩野安信繪制的六扇屏風（局部），現藏于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其上描繪了一場日本皇家舞樂表演（供圖／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舞蹈者大多頭戴面具，其中紅臉高鼻者，頗似醉胡形象。

在佛教寺院的法事活動中，僧侶需雙手托持香爐，這種可以握持的長柄香爐在敦煌壁畫、絹畫中均可見，如榆林窟25窟的中唐壁畫、敦煌藏經洞出土的唐代絹畫引路菩薩圖等。

圖為吐魯番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唐代絹畫《樂伎圖》，圖中的少女也懷抱著一張箏。雖然是同一類樂器，但箏在中國和日本的地位卻不同。在中國，琴代表高雅之樂，而箏相對通俗。在日本，琴則因為道藝深奧而傳播受阻，反倒是箏更受歡迎，并由唐箏演變成了筑箏、俗箏等日本傳統樂器。由此可見，對音樂的喜好，與文化背景息息相關。

圖為1872年日本印刷畫：東京絲綢廠內，身穿和服的女工在織機旁辛勤工作（供圖／FOTOE）。

伎樂面 師子 正倉院（南倉1）藏 奈良國立博物館“御即位記念，第71回正倉院展”展示（10.26-11.14） 攝影／謝田

在《舊唐書·楊貴妃傳》中有一段凄婉故事，相傳楊貴妃香消于馬嵬驛，后來玄宗秘密令人尋找美人尸骨并改葬。然而當人們挖開舊冢時卻發現“肌膚已壞，而香囊仍在”。何種香囊竟可深埋于地下而不腐爛呢？很可能那是一個銀香囊。圖為發現于陜西法門寺地宮的唐鎏金銀香囊，在日本正倉院也藏有一個類似的鏤空寶相花紋銀薰爐，其內亦有機環，可保持平衡，但不同之處是其直徑更大達18.8厘米，且無吊鏈，可捧在手上，更可放在被中。 攝影／動脈影

圖為西安市長安區南里王村墓出土的唐代抱琴侍女壁畫

圖為唐代名畫《搗練圖》中的侍女（攝影／李如云），裙子上的團窠花紋也十分醒目。可以說，唐代絲綢的雍容華貴之風，是在技術進步的基礎上才得以實現的。唐朝絲織技術有一個重大突破，即出現了緯錦，相比漢晉以來傳統的經錦，緯錦以緯線顯花的技法織就，只需改變緯線的顏色，就能織出更為繁復多彩的紋樣。織錦的風貌，因而一改漢錦的質樸古拙而為博大華麗。

圖為法門寺地宮出土鎏金象首金剛五足朵帶銅香爐，香爐頂有一栩栩如生的象首金剛，在佛教中被稱為“自在天”。五足有獸面裝飾，蓋、身以子母扣連接，蓋面鏤空，可供香煙從中透出。 攝影／泓伊

圣德太子是日本民族引以為豪的歷史人物，有大量畫作和塑像描繪他。藏于宮內廳的“圣德太子畫像”最為著名，被認為是“日本現存最古老的肖像畫”。畫中描繪兩位小王子伴隨圣德太子的情景。人物身著唐代圓領袍，也成為古代中國與日本關系的一段佳話（供圖／FOTOE）。

圖為根據日本《信西古樂圖》繪制的“胡飲酒”形象，源于唐代“醉胡子”舞曲。表演者頭戴紅面具，模擬胡人醉酒時模樣（繪畫／目奈十三）。

這便是號稱“天下第一香”的“蘭奢待”，據說，其名隱含“東大寺”三字，暗示這塊名香的所屬。其上可見三個切口上所貼標簽，不過，根據米田該典在《正倉院的香藥》中的分析，蘭奢待至少被割過幾十次。

法隆寺西院內并列而立的五重塔與金堂 公元7世紀法隆寺印的印面（左頁上方） 攝影／Oxidation 柳葉氘

北朝 絞纈絹衣 攝影／逆光

獅子舞由西域傳入中國，經過改造，已經成為了漢文化中的一部分。上圖為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南宋《百子嬉春圖》局部，幾個兒童扮演的獅子，張嘴擺尾跳躍舞蹈，而旁邊的孩子們則投入地觀看。宋代獅子舞表演常與武打動作相結合，有時還會口吐煙火，以增熱烈氣氛。 供圖／FOTOE

根據段勇、李晨編著《國寶星散復尋蹤——清宮散佚文物調查研究》給出的數據，日本公、私收藏機構收藏的清宮散佚的唐代文物（含疑似）共計27件（其中一件斷代為晚唐至五代），除東京富士美術館藏唐三彩弁口水注、唐綠釉兔形枕以外，其余皆為書畫作品，當中不乏王維、吳道子、閻立本、韓幹、韓滉等唐代畫壇圣手們的佳作。本文圖所示，除韓滉《五牛圖》外，皆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故宮博物院有現存最早的紙本設色畫《五牛圖》（攝影／Panda），而日本大原美術館所藏卻為絹本，有國內專家認為后者是宋代的摹本。圖為 唐 韓滉《五牛圖》

圖為中國絲綢博物館藏唐代團窠聯珠對馬紋錦袍

紫檀金鈿柄香爐，是正倉院所藏長柄香爐中最為華麗者。爐上蹲坐一獅子，金銅爐下的底座以紫檀雕成。此外，正倉院還藏有赤銅柄香爐，其末端如鵲尾，屬中國南北朝時代風格，與上圖這件鵲尾銅柄爐器型相似。紫檀金鈿柄香爐 正倉院（南倉52）藏 奈良國立博物館“御即位記念，第71回正倉院展”展示（10.26-11.14） 攝影／謝田

唐 吳道子《送子天王圖》

唐代盛行源自西域的獅子舞，熱鬧歡騰。既有由龜茲傳入、被賦予萬方來朝意象的“五方獅子舞”，也有“西涼伎”“西河獅子”等舞蹈。下圖為根據日本《信西古樂圖》繪制的唐代獅子舞場景，兩人扮演獅子，一人牽引，另有兩名男童在旁逗弄、戲耍獅子。 繪畫／目奈十三

圖為天津博物館于2013年《天香飄渺——沉香及中國古代香器特展》中展出的唐代邢窯三高扁足雙耳香爐，香灰上立體的迂回紋路，即是在香范中填入香粉所打出的香印，可用以計時。不難想象，這只香爐中，曾有火光明滅的香印升起青煙，可惜至今似乎并未發現唐代香范，唯正倉院寶物中有一古老香范，尚可追想唐代寶篆中的遙遠香塵。 供圖／FOTOE

唐 王維《伏生授經圖》

圖為日本江戶時代（1603-1868年）刺繡山水詩文絲綢和服（供圖／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用料、工藝都十分上乘。絲織技藝大約從三國時期開始傳入日本，而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日本一邊學習中國，一邊發展出了獨立的絲綢生產體系，到了近現代甚至有了反超中國之勢，可謂青出于藍。

“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相傳李白詩中的沉香亭，曾坐落于興慶宮中，乃唐玄宗為楊玉環建造，以供二人游樂。此地或許曾有盛開的牡丹，李龜年的歌樂，醉酒的李白。然而最終“沉香亭北繁華歇”，香銷于戰火與歲月中。今日在西安興慶宮遺址公園，有一座重建的“沉香亭”，不過，“取木沉香”已不可能，這座沉香亭是以柳樹、楊樹、洋槐修建而成的。圖為清袁江所繪《沉香亭圖》。 供圖／FOTOE

唐 梁令瓚（傳）《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圖》

這件玻璃器，正是薩珊王朝時期（224-651年）鳳首壺的經典器型，現藏于伊朗國家博物館，其造型與正倉院所藏白琉璃瓶相似。此外，在唐房陵大長公主墓壁畫中，亦有出現此類鳳首造型的琉璃壺，值得注意的是，這位公主死于唐咸亨四年（674年），此時薩珊波斯已經覆亡，但薩珊風格的玻璃器仍在絲綢之路上流轉。

遣唐使入唐路線示意圖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的強盛帝國，8世紀前后的帝都長安更是亞洲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中心。對于彼時的日本而言，求索唐帝國的先進文化、以提升自身國家實力的內在驅動力，造就了遣唐使這一群體。 自公元630年派出第一批遣唐使，至最后一批（894年，未成行），264年內日本共任命了18批遣唐使。學者武安隆認為其中3次未成行，2次為迎入唐大使和送唐客大使，真正意義上的遣唐使共有13次，如上面表格所示。 一般而言，這些遣唐使可分為前后兩期，7世紀為前期，主要為政治目的而派遣；8世紀以后為后期，則是以文化交流學習為目的。前期規模較小，多為2船，人數200多人；后期規模大、陣容整齊，約4船500多人。 與遣唐使發展類似，其入唐路線也有所變化：前期多走北路，后期多走南路、南島路。而在交流的間隙，地處東北的渤海國因其優勢地理位置，成為溝通東亞交流的又一座橋梁。本地圖展示了遣唐使入唐路線。

圖是根據正倉院藏螺鈿紫檀五弦琵琶（北倉29）所做的臨摹（繪畫／原也）。該琵琶是正倉院北倉寶庫第一名品，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保存完好的唐代五弦琵琶實物。背面用螺鈿、琥珀等材料裝飾鳥蝶、花卉、云朵及寶相花紋，正面捍撥處裝飾螺鈿騎駝人物。

金銀花盤 正倉院（南倉18）藏 奈良國立博物館“御即位記念，第71回正倉院展”展示（10.26-11.14） 供圖／宮內廳正倉院事務所

琉璃明澈剔透，清凈無塵，為佛家七寶之一，以此供佛可獲無量功德。法門寺地宮中，曾出土一批唐代皇家供奉佛祖的琉璃器，圖中的八瓣團花紋藍色琉璃盤，即為其中之一。

其文化深受唐朝影響，圖為出土于渤海國龍頭山古墓群的一面珍禽瑞獸銅鏡，與盛唐時的銅鏡風格幾無差異，可見其與唐朝聯系之密切。在唐朝與日本交往中，渤海國因其地理位置，也常常成為信使往來的中轉地。 攝影／蘇蘅

中國直到南北朝時期，吸收了西域地區技術后，才開始大量制作并使用金銀器。隋唐時期，金銀器在上層社會中已經非常普遍。圖為唐周昉繪《內人雙陸圖》，男裝侍從即手捧金盤（攝影／逆光）。具有異域色彩的金銀器器型，也被融入到中國傳統瓷器、漆器當中。

上圖這件造型頗為現代的碗，正是正倉院所藏“白琉璃碗”，誰能想到，它竟是一千多年前的制品呢？仔細觀察碗壁上一個個連續凹面內，還有若干圓弧凹面，這與下圖中的北周李賢墓出土的玻璃碗，有異曲同工之妙。后者外壁上凸起14個頗為奇異的凹球面裝飾。這兩件器物均來自薩珊波斯，那一個個精雕細琢的凹面，乍看不解其意，可待瓊漿注入后，便將與光共舞，折射出炫目的光華。圖為白琉璃碗 薩珊王朝·6世紀 正倉院（中倉68）藏 東京國立博物館“正倉院的世界——皇室守護傳承之美”特展后期展示（11.6-11.24）

唐朝的強盛與文化，給日本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縱然后世中國朝代更迭不絕，有一個稱謂——“唐”，卻一直保留下去。右頁圖為藏于日本福岡市博物館的《唐船圖》，名為唐船，實則描繪的是明清時期的中國船。其上又描述了自日本出發至中國各地的里程數目。 攝影／Panda

圖為唐代房陵大長公主墓前室東壁壁畫，身著黃袍的男裝侍女，左手托白色蓮葉盤，右手所提即為白色瓷質胡瓶（攝影／貽芥）。

飛鳥時代·7世紀 菩薩半跏像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法隆寺寶物館） 攝影／蘇李歡

唐·鎏金大銀盆 陜西法門寺博物館藏，系唐僖宗供奉，為唐代金銀器之極品 攝影／泓伊

鳥毛立女屏風（局部）正倉院（北倉44）藏 奈良國立博物館“御即位記念，第71回正倉院展”展示（10.26-11.14） 攝影／謝田 豐容低髻、翠鈿紅頰，圖中仕女與唐代著名畫家周昉所繪《簪花仕女圖》風格相近，不過，這幅作品卻出自一件在日本制作的屏風。美人衣上原本粘有鳥毛，現已大部分脫落，僅袖口處還殘留少許，經過分析，那是日本雉雞的毛。而這點鳥毛，還為屏風的定名，立了大功。

圖是805年最澄和尚從唐朝帶回的經卷、佛像目錄（復制品）。 攝影／Panda

《光明皇后御愿經》 四分律 卷第二十三（局部） 正倉院 （圣語藏3-81） 藏 奈良國立博物館“御即位記念，第71回正倉院展”展示（10.26-11.14） 攝影／謝田

唐代韓休墓壁畫之《樂舞圖》（臨摹，攝影／泓伊），樂人彈箏、吹笙、吹排簫、撥奏琵琶等場景，歷歷在目。

這張照片出自一本1890年左右的老相冊，鏡頭中的日本女子正在用顏料繪制屏風。 供圖／TPG

佛教在日本的傳播發展，深受唐朝影響。當時遣唐使中的學問僧常問學于寺院，巡禮于五臺山、天臺山等佛教名山，最后攜帶大量佛教經典歸國。最上圖為804、805年最澄和尚巡禮天臺山時在中國內地通行的過關牒文。

為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藤原鐮足像”，繪制于日本幕府時代的14世紀，藤原鐮足是光明皇后的祖父，日本飛鳥時代的政治家。畫中描繪的坐具也是中國隋唐時期流行的款式——獨榻，其包角方式與木椅類似。其中一榻的壺門造型十分優美，可與下圖“粉地彩繪八角幾”比照而觀，這只彩繪矮幾的色彩斑斕絢麗，盡顯華麗唐風。

據《東大寺獻物帳》及后來的收付帳可知，正倉院所藏樂器共18種，計75件，包括箏、琴、琵琶、豎箜篌、橫笛、腰鼓、排簫、笙、竽、方響等，其中大多為唐代宮廷所常用。我們可從國內外博物館收藏的唐代文物中，窺見當年這些樂器的使用情景。比如，圖中這件唐代胡人樂舞玉帶板（供圖／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以及下圖——唐代韓休墓壁畫之《樂舞圖》（臨摹，攝影／泓伊），樂人彈箏、吹笙、吹排簫、撥奏琵琶等場景，歷歷在目。

正倉院藏鳥毛立女屏風共計六扇，主體皆為一樹下美人，或立或坐，姿態不同，但面容若一。“樹下人物”是中國魏晉至隋唐時期繪畫作品經常表現的一類題材，唐墓壁畫中更是不乏相似畫面，比如陜西歷史博物館藏南里王村唐韋氏墓《樹下侍女屏風圖》。 鳥毛立女屏風（6扇）正倉院（北倉44）藏 奈良國立博物館“御即位記念，第71回正倉院展”展示（10.26-11.14） 供圖／宮內廳正倉院事務所

在遣唐使中，吉備真備和晁衡或許是最為重要和知名的兩位。創作于12世紀的《吉備大臣入唐繪卷》描繪了吉備真備作為副使進入唐朝的見聞。繪卷中，唐皇恐懼于吉備真備的高深學識，將其幽閉于高樓內，最上圖樓閣內著黑衣者即是吉備真備。最終，吉備真備在晁衡魂靈幫助下，逃出困境。后來又利用偷聽等手段，通過了唐人設計的《文選》之試、圍棋之戰等考驗。繪卷雖然反映了12世紀日本的國家意識，但是所刻畫的吉備形象，其來有自。吉備真備在唐朝求學近20年，深研天文、歷法等，日本片假名正是創制于吉備之手。 供圖／FOTOE

“正倉院的世界——皇室守護傳承之美” 會期：令和元年（2019年）10月14日-11月24日（前期10.14-11.4；后期11.6-11.24） 會場：東京國立博物館·平成館（上野公園） 開館時間：9:30-17:00（周五、周六及11月3日、4日，延長至21:00閉館） 閉館日：周一閉館（10.14、11.4不閉館），11.5換展閉館 參觀費：普通觀眾1700日元（學生、預售或20人以上團購等均有優惠）

這是依據正倉院藏桑木阮咸琵琶（南倉125）捍撥畫所作的臨摹。原畫繪制于皮革上，表面涂油。畫面中，三位高士正于樹下弈棋。三人象征儒、釋、道三方，居于中間的儒家，似乎扮演著佛、道之爭調停人的角色。這是安史之亂后唐朝社會現實的一種體現。 繪畫／目奈十三

圖為內蒙古博物院藏臥鹿紋金花銀盤。盤底有曾焊接過三足的痕跡，且盤沿微微向下折彎形成小溝槽，很可能也曾垂有珠玉流蘇。兩盤盤心的鹿紋均為肉芝狀單角，是唐代流行的紋飾，很可能出于對中古粟特地區金銀器紋飾的模仿（攝影／止語庭除）。

圖為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唐羽人飛鳳花鳥紋青銅鏡局部。攝影／蘇蘅

明治時期對正倉院寶物進行過多次調查和修復，圖中展示的，就是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宮內省圖書寮（今宮內廳書陵部圖書館）在赤坂離宮進行的正倉院寶物修復場景，作者稻垣蘭圃當時是圖書寮的工作人員。 正倉院御物修理圖 稻垣蘭圃畫?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東京國立博物館“正倉院的世界——皇室守護傳承之美”特展 通期展示（10.14-11.24）?

興盛于公元8、9世紀的東北政權渤海國，歷來受唐朝冊封，有“海東盛國”之譽。圖為渤海國 玉獅 攝影／蘇蘅

日本最早的詩歌總集《萬葉集》中記有：“初春初子吉祥日，玉帚輕振寶珠鳴。”奈良時代的宮中，每逢正月第一個子日，天皇要持鋤耕田，皇后則要持帚掃除蠶室，以祈求當年豐收。正倉院保存的天平寶字二年（758年）款“子日手辛鋤”與“子日目利帚”，即為這一傳統儀式中的用具。中國殷周時代已有此祭祀耕桑的禮制，日本的初子儀式應為習學演化而來。 子日目利帚 正倉院（南倉75）藏 奈良國立博物館“御即位記念，第71回正倉院展”展示（10.26-11.14） 攝影／謝田

這是依據正倉院藏紫檀木畫槽琵琶（南倉101-2）捍撥畫所作的臨摹。畫面分上、中、下三層。上層遠山處，有四人馳馬圍獵猛虎；下層溪畔間，另有獵虎者三人；中層左側山腳下，則是一幅悠然閑適的宴樂圖景，主人端坐于氈廬正中，正樂享仆人們切肉、進酒、奏樂的侍奉。 繪畫／原也

圖為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日本國寶級文物龍首水瓶，銅質鎏金銀，瓶身為飛馬紋。瓶蓋呈龍頭造型，與鳳首瓶一樣，彰顯出東方特色。龍鳳均為神話中的動物，以之為瓶蓋，彰顯了擁有者的身份地位。

圖為19世紀初日本所產的螺鈿盒，表面用不同顏色的貝殼在銅胎漆面上鑲嵌出了京都清水寺的景象，光華流彩，螺鈿工藝與漆器相得益彰。在唐鏡制作中，螺鈿也有所應用，但與傳統髹漆不同，多是用蟲膠等天然樹脂作黏合劑。 供圖／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鳥毛立女屏風在修復過程中使用了日本傳統的和紙。如今世界上最薄的和紙僅0.02毫米厚，一平方米的重量只有1.6克，因具有極好的張力和透光性，被廣泛應用于古籍和文物修復領域。上圖展現的為2019年6月4日日本埼玉縣kibi保護工作室的工作人員利用和紙等材料修復文物的場景。 供圖／視覺中國

子日手辛鋤 正倉院（南倉79）藏 奈良國立博物館“御即位記念，第71回正倉院展”展示（10.26-11.14） 攝影／謝田

唐代流行哪幾種琵琶？ 唐代流行的琵琶主要有三類：四弦曲項琵琶、五弦琵琶和阮咸琵琶。所謂“曲項”與“直項”，是針對琴頸是否向回彎折而言的。 四弦曲項琵琶的琴身呈梨形，頸部向內折回。它源自波斯系統，十六國時期從西域傳入，隨著北魏建立，流行于中國北方，伴隨隋唐統一而逐漸定型。 五弦琵琶的琴身較四弦曲項琵琶略小，但琴體較長，頸部不折回。它源自印度系統，于北朝時伴隨著佛教音樂的流傳而進入中國，隋唐后一度與四弦曲項琵琶組合出現，至晚唐時逐漸衰落，五代以后消失。 阮咸琵琶又名秦漢子，圓形琴身，修長琴頸，共四弦，有十二品柱。它在東漢時由域外傳入中國，魏晉時業已本土化，故今人多認為其源于中國系統。阮咸琵琶盛于魏晉南北朝，唐代時與琴組合（唐時“琴”即今日所謂“古琴”），作為“華夏正聲”之代表用器，是社會上層情致高雅的象征。

圖為正倉院藏漆胡瓶，保持了傳統的胡瓶造型，采用桐木胎制作，結合了中國傳統髹漆平脫工藝。瓶身布滿植物、鴛鴦、鹿、蝶等紋樣，體現出東西文化的交融。 漆胡瓶 唐或奈良時代·8世紀 正倉院（北倉43）藏 東京國立博物館“正倉院的世界——皇室守護傳承之美”特展 后期展示（11.6-11.24）

這是根據東京國立博物館館藏老照片《壬申檢查關系寫真》繪制的正倉院正倉示意圖。正倉室內無窗，早先只在每年十一月初開倉清點珍寶，晾曬書畫，屆時會于倉外設置臨時樓梯，逾期即撤去。大概在半個多世紀以前，為更好地保護文物，珍貴藏品被遷至正倉院新建的鋼筋水泥結構的庫房保存，晾曬寶物逐漸成為歷史。 繪畫／媧魅

正倉院所在的東大寺，始建于奈良時代，由推崇佛教的圣武天皇發愿奉造。除了堪稱“盛唐保險柜”的正倉院建筑外，寺內還留存多處唐風造像、銅燈等。上圖為東大寺的主體建筑大佛殿，是世界最大的木構建筑。因其兩度損毀，新殿于1709年重建。建筑借鑒中國東南沿海“明州造”，形成多層插栱式的“大佛樣”，也因此成為聯結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重要一環。 供圖／TPG

從陜西扶風法門寺地宮出土的鎏金人物畫銀香寶子，為盛放香丸或香餅之用。器身腹壁由四個壺門分成四等分，其一鏨刻仙人對弈圖，與上圖捍撥畫所繪場景異曲同工。 攝影／止語庭除

唐時，金銀器盛行，其中裝飾有鎏金花紋的銀盤被稱為“金花銀盤”。史書記載，唐代帝王常用金花銀盤饋贈臣子，如唐玄宗就曾賜給安祿山四件金花銀盤。在考古發現的唐代金銀器中，金花銀盤占有極大比例，造型多樣，紋飾豐富。以下幾張圖即為各種不同造型、紋飾的金花銀盤，從它們身上，可以領略到唐代金銀器制作的工藝水準。圖為鎏金銀盤·葉形 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供圖／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在吸收漢唐銅鏡基礎上，日本融合自身文化，創造出了本土的和鏡。和鏡的紋飾依舊多見中國的傳統元素。圖為18世紀中期的一面蓬萊紋柄鏡，蓬萊紋在和鏡中屢見不鮮，其主體元素為龜鶴松竹，寓意長壽，正如白居易詩云：“松柏與龜鶴，其壽皆千年。” 攝影／蘇蘅

圖為日本明仁天皇身著“黃櫨染御袍”舉行退位儀式的留影。“黃櫨染”以黃櫨和蘇木染料染成，色彩被認為接近太陽光芒，從公元820年，即被定為日本天皇禮服御用色的一種。日本平安時代“黃”袍加身的服飾制度，受到隋唐天子服制的深刻影響，卻能延續千年。 供圖／視覺中國

一把唐代的紫檀琵琶 正倉院共藏有五面四弦曲項琵琶，下為其一。琵琶是紫檀做的，上部上弦處的前端，是鑲嵌有象牙、鹿角和錫的黃楊木雕。琴面彈撥處貼有皮革，繪《狩獵宴樂圖》，并涂了油，但因年代久遠，原有的藍色和綠色已經變成了黑色。琵琶背面裝飾有鴛鴦、花草圖案。 紫檀木畫槽琵琶 唐或奈良時代·8世紀 正倉院（南倉101-2）藏 東京國立博物館“正倉院的世界——皇室守護傳承之美”特展 后期展示（11.6-11.24）

鎏金龜紋銀盤·桃形 陜西歷史博物館藏 攝影／Panda

鏡子在人們生活中隨處可見，梳妝打扮，必不可少；甚至還隨身攜帶，小巧而不失精致。或許正因此，古人對鏡子百般修飾。圖為明代畫家仇英繪《貴妃曉妝圖頁》，描畫了楊貴妃晨起對鏡梳妝的情景。 攝影／貽芥

中國國內有一群致力于復原唐代宮廷樂舞及禮儀的年輕人，他們根據存世的唐代樂器文物和文獻，復原制作了唐樂使用的多種樂器。圖為由“唐代禮樂復原組”復原的四弦畫槽琵琶，而捍撥處所繪，即是對唐代《明皇幸蜀圖》的局部臨摹。 攝影／逆光

龍鳳為瓶首 胡瓶在西亞地區主要以金銀器或玻璃器的出現。而胡瓶造型流傳到中國后，常見的中國胡瓶既有金銀制品，也有富有中國特色的三彩器和陶瓷器。陶瓷胡瓶除傳統胡瓶造型外，另有一種以鳥頭為瓶蓋造型的鳳首壺。圖為西安博物院藏三彩釉陶臥駝俑，可以清楚地看到，駝背上掛著一口白色胡瓶，其造型即為鳳首壺（圓圈處，攝影／泓伊）。

這種胡人騎駝奏樂的題材，在唐代頗受歡迎，圖所示西安博物院藏三彩騎駝奏樂俑（攝影／釋靜恩），恰與之遙相呼應。

鎏金鸞鳥紋銀盤·六曲葵形 陜西歷史博物館藏 攝影／Panda

圖是國內現存最為精美的唐代金銀平脫鏡，1956年出土于西安東郊韓森寨，現藏于陜西歷史博物館。其漆背保存完好，以銀箔雕出荷葉形，以金箔雕出仙禽銜綬紋，在深色的漆胎上交相輝映。淋漓盡致地體現了平脫工藝之精美，以及盛唐社會的奢侈之風，無怪乎在后世平脫工藝遭到一紙禁令。 攝影／蘇蘅

日本正倉院所藏藥材，歷經千年，仍保存完好，未發現變質。這批珍貴藥材為日本帶去了當時相對先進的唐代醫藥醫術。而今，也為我們研究唐代藥材提供了依據。左頁圖為據正倉院《種種藥帳》記載，所繪制的藥材。訶梨勒，是一種橄欖形的中藥材，可治療多種疾病，唐宋時有“藥中之王”的美譽。日本正倉院原藏訶梨勒100枚，到1948年清查時，僅剩一枚。這與唐代赴日的鑒真推崇處方訶梨勒丸有直接聯系。

山水題材在唐朝人的藝術創作中頻繁出現。上為《明皇幸蜀圖》，描繪了唐玄宗（畫面下端著紅袍者）帶領一隊人馬行走于崇山峻嶺之間的情景。 供圖／臺北“故宮博物院”

鎏金雙狐紋銀盤·雙桃形 陜西歷史博物館藏 攝影／Panda

上圖是18世紀日本浮世繪中的一幅《品川君款八景·大佛寺晚鐘》，在兩位女子身后，靜置一面銅鏡，被一層薄布輕輕覆蓋，似乎只待來人掀起“蓋頭”，對鏡照花容。 供圖／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正倉院中發現了許多形式各異的貯藥容器，對于唐代藥物的貯藏研究，有極大價值。下圖為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唐代銀藥盒，現藏于陜西歷史博物館。藥盒上書“光明紫砂一大斤，上上。碾文白玉純方胯一具一十六事并玦，斑玉一具，白玉有孔一具，各十五事并玦”（攝影／貽芥）。

圖為法隆寺寶物館藏“五大明王鈴”，鈴身以高浮雕手法雕刻明王形象，精美厚重，是由中國唐朝傳入日本的珍品（攝影／蘇李歡）。

八角高麗錦箱 正倉院（南倉70）藏 奈良國立博物館“御即位記念，第71回正倉院展”展示（10.26-11.14） 攝影／謝田 在正倉院藏唐鏡中，有一面金銀山水八卦背八角鏡（左頁上圖），直徑達40.7厘米，工藝也十分特殊，乃是在葵花式鏡背上再嵌覆鎏金銀殼。這種尺寸巨大的金銀背銅鏡，據一些學者推測，可能是唐朝特意為遣唐使制作的。上圖為其鏡盒。鏡上描繪了王子喬吹笙引鳳情景，這一題材在其他銅鏡、器物上也頗為常見，上圖即是一例。

胡瓶是波斯乃至整個中東地區日常使用的一類生活用器，十六國時期傳入中國，多為盛酒器。唐時中外貿易繁榮，西域胡人常見于各地，胡瓶也被經常使用。上圖為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唐代胡人行旅陶俑，表現了背負行囊、手執胡瓶的胡人在旅途中跋涉的樣子。 攝影／Panda

上圖為日本鐮倉時代繪制的《東征傳畫卷》（局部），現藏于奈良唐招提寺。畫卷生動描繪了鑒真東渡的事跡。本局部圖展現的是日本遣唐使船即將抵達唐朝港口的景象。船上人物有的舉手加額，作遠眺狀；有的放下舢板，為船舶靠岸登陸作準備工作。 供圖／TPG

圖是為紀念圣德太子之夢而建的八角“夢殿”（攝影／蘇李歡）。

法隆寺金堂內壁繪有奈良時代的精美壁畫，展現佛經經變故事中的“四大凈土”的盛景，這些壁畫的風格與敦煌壁畫酷似，堅勁的線條與鮮明的色彩，帶有中國初唐時期的藝術風貌。可惜的是，1949年的意外火災將壁畫付之一炬，上圖為此后重繪的“藥師凈土”（供圖／TPG）。

唐 螺鈿花鳥紋菱花鏡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攝影／泓伊

這件“風鈴”狀的銅鐸首次與公眾見面。根據記載，這只銅鐸是懸于塔尖的飾物。塔廟懸鐸的風習，起自古印度，與佛教一起東漸，中日皆備。展出的銅鐸為圣武天皇所用，上刻“東大寺枚幡鎮鐸，天平勝寶九歲五月二日”。十字交叉的花形舌撞擊鐘罩時，會發出美妙的聲音。金銅鎮鐸 正倉院（南倉164）藏 奈良國立博物館“御即位記念，第71回正倉院展”展示（10.26-11.14） 攝影／謝田

席地而坐是日本的傳統生活方式，但正倉院中卻保存著一把千年木椅——圖中的“赤漆欟（guàn）木胡床”，它與敦煌壁畫中的禪椅形象如出一轍。 赤漆欟木胡床 正倉院（南倉67）藏 奈良國立博物館“御即位記念，第71回正倉院展”展示（10.26-11.14） 攝影／謝田

根據正倉院藏品的附屬木牌記載，圖中三枚金光燦燦的冠飾，為圣武天皇夫婦的御冠殘件，盡管只有寥寥數件，也可以窺見當時禮服御冠的精致與奢華。它們很可能曾經見證過日本佛教史上有名的“大佛開眼會”。 圖為禮服御冠殘件 正倉院（北倉157）藏 奈良國立博物館“御即位記念，第71回正倉院展”展示（10.26-11.14） 供圖／宮內廳正倉院事務所

代表“飛鳥時代”建筑風格的“梭柱”，這些柱子撐起了金堂、高塔周圍的國寶回廊（攝影／Oxidation）。

法隆寺“玉蟲櫥子”是放置安置佛像、經卷等的佛龕，它成為鎮寺國寶，是因為裝飾有華麗的甲蟲背甲，即“玉蟲”。歷經1300多年，已很難想象當初的華麗。佛龕的宮殿造型，被譽為飛鳥時代建筑藝術的結晶。佛龕門和壁面上的“舍身飼虎圖”等裝飾畫，美輪美奐。上圖為集郵愛好者收藏的法隆寺“極限片”，由法隆寺發行的明信片、日本同圖案郵票與法隆寺郵戳組合而成。 供圖／嘉惠

圖為依據正倉院所藏實物而臨摹的紅牙撥鏤撥，原物陳列于東京國立博物館“正倉院的世界——皇室守護傳承之美”特展（前期展示10.14-11.4）。紅牙撥鏤撥由象牙制成，是《國家珍寶帳》記載的螺鈿紫檀琵琶（北倉27）的附件，為撥奏琵琶琴弦時所用。 繪畫／原也

根據漆胡瓶所繪的細節圖案（繪畫／釋靜恩）。

圖為日本圣武天皇生前所穿的七條刺納樹皮色袈裟，縱145厘米，幅寬262厘米，系以不規則方式裁切赤、青、黃、綠、茶色平絹后，再縫合而成。這件文物上一次公開展出的時間是1987年。

金銀平文琴（局部）正倉院（北倉26）藏 奈良國立博物館“御即位記念，第71回正倉院展”展示（10.26-11.14） 供圖／宮內廳正倉院事務所 圖為金銀平文琴正面局部，“百草百鳥園聽音飲酒圖”。畫中三人跣足盤坐樹下，周圍環繞著珍禽異卉，中間的那位正在彈阮咸，居左的倚書案撫琴，居右的持角杯仰脖飲酒，一彈一聽皆悠然自得。環繞在他們周圍的，有竹子、佳樹、奇花異草和包括孔雀在內的數十種形態各異的植物和飛禽。他們頭頂上云山飄渺，兩個道童樣的人物跨鳳執幡，分列左右，饒有道家風范。整個畫面耗費金銀箔片上百，卻主次分明，繁而不亂，其中的心力與功夫令人拍案叫絕。

這只寬厚的赤漆櫥柜，曾由奈良時代的數位天皇代代傳承，并曾經安放著圣武天皇與光明皇后結婚時所交換的物品，大多是刀、腰帶、念珠、尺八等較為小型的珍貴物品。這些日常坐臥起居的必需品，最容易使人耳濡目染那個時代皇室生活的氣息。 赤漆文欟木御櫥子 正倉院（北倉2）藏 奈良國立博物館“御即位記念，第71回正倉院展”展示（10.26-11.14）供圖／宮內廳正倉院事務所

粉地彩繪八角幾 正倉院（中倉177）藏 奈良國立博物館“御即位紀記念，第71回正倉院展”展示（10.26-11.14） 供圖／宮內廳正倉院事務所

天皇所使用的腰帶鑲嵌著珍貴的青金石，這條“紺玉帶”（殘件）正是唐代流行的蹀躞帶的真身。

圖為正倉院藏金銀花盤，盤心是一只作回首狀的站鹿，邊緣則裝飾有一圈六組忍冬紋（日本稱“唐草紋”），每組由一花二蕾二葉組合而成。 金銀花盤 正倉院（南倉18）藏 奈良國立博物館“御即位記念，第71回正倉院展”展示（10.26-11.14） 供圖／宮內廳正倉院事務所

據推測，在那場盛會上，圣武天皇還穿著一雙左右同形的“衲御禮履”，以染紅色牛皮為面，柔軟的白鹿皮為里，裝點金線，精致奢華。

鎏金雙鳳壓花海銀盤·海棠形 鎮江博物館藏 攝影／動脈影

734年，遣唐使留學生井真成不幸染病身死于長安，赍志以歿。其墓志后來發現于西安，上圖為墓志蓋，篆書“贈尚衣奉御井府君墓志之銘”12字。據學者推斷，井真成并非其本名，而是來到中國后所取的漢名。一方墓志，成為遣唐使來華的鮮活證明。 供圖／圖蟲創意

胡瓶為一類侈口、細頸、溜肩、鼓腹造型的盛酒器。其起源可追溯到古希臘古羅馬時期，十六國時期傳入中國，唐代最為流行。上圖為寧夏固原北周李賢夫婦墓中出土的鎏金銀胡瓶，富有異國特色的人物紋飾，描繪了古希臘神話故事。 攝影／我是綠石

作為唐帝國的首都和遣唐使的最終目的地，今天的西安修建了數座遣唐使紀念碑，圖中的空海紀念碑是其中一座，位于青龍寺。公元804年，空海和尚作為學問僧入唐求法，在青龍寺鉆研學問。后來攜帶大量佛典、詩文回國。電影《妖貓傳》正是改編自日本小說《沙門空海之大唐鬼宴》。 供圖／圖蟲創意

源于中國的屏風，在唐代就已傳入日本，成為日本人生活的一部分，并延續至今。圖中展示的即是日本浮世繪上的屏風。 供圖／圖蟲創意

756-758年，光明皇后先后五次向東大寺獻納圣武天皇和父親藤原公生前的用具、賞玩、藥品等寶物，以供養盧舍那佛。下圖即為《天平寶字二年（758年）十月一日獻物帳》，亦稱《藤原公真跡屏風帳》，帳中提到的屏風現已不存。 天平寶字二年十月一日獻物帳 藤原公真跡屏風帳 正倉院（北倉161）藏

唐 王子喬吹笙引鳳銅鏡 中國國家博物館 藏 攝影／貽芥

一般而言，螺鈿工藝并不需要對器物進行精密的磨平處理，但是在上圖的螺鈿箱中，螺鈿嵌于漆底上，髹漆數層，再研磨平整，光滑可鑒。實際上，這種工藝名為平脫，更多應用在金銀器上。 注：此盒是圣武天皇所用紺玉帶的收納盒，這條紺玉帶也出現在此次展覽中。 螺鈿箱 正倉院（中倉88）藏 奈良國立博物館“御即位記念，第71回正倉院展”展示（10.26-11.14） 供圖／宮內廳正倉院事務所

金銀平文琴(下圖)、金銀平文琴(局部 本圖) 正倉院（北倉26）藏 奈良國立博物館﹃御即位記念，第71回正倉院展﹄展示（10.26-11.14） 供圖／宮內廳正倉院事務所

圖是植物訶梨勒的果實（供圖／圖蟲創意）與制成藥材后的照片。

金銀平文琴

金銀平文琴 正倉院（北倉26）藏 奈良國立博物館“御即位記念，第71回正倉院展”展示（10.26-11.14） 供圖／宮內廳正倉院事務所 正倉院藏金銀平文琴正面與背面（下圖）。如此裝飾華麗的寶琴，在傳世唐琴中是舉世無雙的孤品。這種“孤獨”，賦予了它無與倫比的研究價值，為它的身世披上了一層撲朔迷離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