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佛寺的因果
這座矗立在大悲閣的千手觀音，是中國現存最高大的古代銅鑄站立式佛像，身高19.2米，立于2.2米高、直徑4.8米的仰蓮座上。觀音法相莊嚴，眼目低垂，觀照世間。故明代有文人見此大悲菩薩后特著文贊曰：『以象大圣應變之法，陰陽莫測之神。宇以層閣，翼以重樓。仰而望之，如仙人宮殿。
滅佛，還是留佛？
一位已故正定文化研究者武威振先生曾留下這么一句話：一座正定城，半部佛教史。初聞此言，我稍感訝異。靜臥在華北地界的正定小城，既非圣地名都，又非佛教東來的要沖，竟能演說中國佛教文化的半部歷史嗎？
此話可以從正定隆興寺，當地人稱之為“大佛寺”說起。
大佛寺中有一大悲閣，閣內供奉一尊大菩薩。這大悲閣里的大悲菩薩可不簡單。
當地有句民謠：“人過大佛寺，寺佛大過人”。要說佛寺中供奉的佛像像身大過人身，這很正常，而這尊大悲菩薩像的獨到之處在于，它是中國現存最高大的古代銅鑄站立式佛像。這座觀音菩薩身高19.2米，立于2.2米高、直徑4.8米的仰蓮座上，除胸前合十的一雙手臂外，身側各有二十只手臂，每只手中繪一眼，分別執日、月、凈瓶、寶鏡、寶劍、金剛杵等寶器。菩薩的四十只手、四十只眼，乘以佛界中欲界、色界、無色界這三種境界的二十五“有”，恰得“千手千眼”，護持眾生，觀照世間。故明代有文人見此大悲菩薩后特著文贊曰：“以象大圣應變之法，陰陽莫測之神。宇以層閣，翼以重樓，仰而望之，如仙人宮殿。”
從遠處遙望，大佛寺的主體建筑群，在中軸線上對稱地鋪陳開來，高低錯落、主次分明。學者王魯湘曾感嘆到，中國的寺院到處都是，但是像大佛寺這樣，在『類似紫禁城那么長的一條中軸線上，高低起伏著像交響音樂的旋律一樣精致優美的布局，這是我看到的北中國最大最雄偉的。』照片中最高大的五檐三層建筑，名為大悲閣，修建于開寶四年（971年），著名的千手千眼觀音即供奉其中。攝影／高溫鈞
大佛寺不僅有獨一無二的大悲菩薩像，且歷史也傲人，在上述明人文中，還歷數了它的千變萬化：“由隋而唐，唐而宋，宋而我朝，七百余年矣。而寺與像羅亂世而廢，逢治世而興，廢興之數，仰有系于天者歟！”
文中所說的“由隋而唐”，是說這座大佛寺始建于隋朝。隋文帝開皇六年（５８６年）所建的龍藏寺，一般被看作是這座佛寺的開端。后來到唐朝，唐中宗李顯從母親武則天手中復辟了大唐社稷后，年號神龍。為了標榜中興大唐的功德，李顯詔令全國各州都要敕建中興觀、中興寺。這時有位大臣叫張景源的上了道疏，說叫“中興”不如叫“龍興”，“神龍”興盛嘛！中宗覺得此話有理，于是又頒詔各州的寺觀都改名“龍興”。現在的正定，在當時叫做恒州，城中的龍藏寺也由此定名為龍興寺。
話說到了宋太祖開寶二年（969年），趙匡胤率二十萬大軍北伐北漢，遇北漢名將楊繼業的頑強抵抗，出師未捷不得已退兵駐蹕鎮州（今正定）。聽說此地大悲寺內的銅鑄千手觀音久負盛名，便前往瞻禮。誰知此銅佛歷經契丹戰火和后周世宗毀佛，已成泥像。這時一位僧人對太祖皇帝說，當時周世宗毀佛鑄錢時，看到佛像下面寫有一行字：遇周則滅，遇宋則興。這句讖言很對太祖的心思，于是太祖下令于城內另選大寺院重塑金身。龍興寺遂成為這尊銅鑄觀音的重塑新址。史載，開寶四年（971年）七月二十日，太祖派軍器庫使、衛州刺史等官員做監修，三千兵役聚于真定城龍興寺，開始鑄造這座大佛像，修筑大悲閣。歷時四年，直至開寶八年（975年）十一月，工程才告竣。
修鑄如此高大的銅佛在宋朝自然不是易事。據說大佛是分成七段鑄成的，第一節鑄下部蓮花座，第二節鑄至膝蓋，第三節鑄至臍下，第四節鑄至胸部，第五節鑄至腋下，第六節鑄至肩膊，第七節鑄至頭部。最后添鑄四十二臂。
菩薩的手均為木雕而成，其上裹布，一重漆，一重布，然后再用金箔貼成，工藝相當繁復。而最難之處是佛像頭部的鑄造。那時可沒有厲害的大吊車，在地上熔煉的銅水被運送到軀干上部，便已冷卻，如何再用來澆鑄？關于其中的奧妙，民間有個傳說，說正當工匠們百思不得其法而停工不前時，工地上來了位白發老人。工匠們見此老者氣質不凡便上前請教，誰知老人笑道：我這黃土埋到嗓子眼的老朽，能有什么好辦法？話落竟不知所蹤。監工官員們聽罷頓時醒悟：這人莫不是魯班爺！隨即令人在銅像一側屯土堆成高大的土坡，沿土坡將冶爐運至佛像肩部，然后在高臺上熔煉銅水，終于完成了佛像頭部的修鑄。當然這只是傳說，至于這座工藝精湛無比、分段鑄造卻天衣無縫的龐大宋代鑄件究竟是如何完成的，仍是未解之謎。
不過另有個問題急需一探究竟：宋太祖敕令重塑大悲菩薩，龍興寺因此得宋代帝王青睞，促它成為北方重要的皇家寺院，保留下我國現存規模最大的宋代佛教建筑群。1933年，梁思成先生尋訪古建行至正定時，盛贊其為“首推”的“京外名剎”。個中因緣，真的就是那老僧在趙匡胤耳邊忽悠的一句讖言？
隋朝保留至今的石碑，國內現存3塊，這是其中之一。這塊現存于大佛寺內大悲閣東側的石碑，為開皇六年（586年）隋恒州刺史鄂國公王孝仙，奉命為勸獎州內士庶萬余人修造龍藏寺而立。由此，龍藏寺也被視為是大佛寺的前身。攝影／巨偉
這還得從后周世宗毀佛這事兒說起。佛教在中國漢地傳播史上有四次滅佛事件，發起人分別是北朝時期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北周武帝宇文邕，以及唐武宗李炎和五代時期的后周世宗柴榮。其中后周世宗顯德二年（955年）的毀佛被看作王權絕對權威的體現，“結束了佛教教團獨立于世俗政權之外的特權，預示著北宋國家權力完全控制佛教教團局面的到來”。黃淮學院一位學者陳文英在其書中這樣評述。
大悲閣中的這座千手千眼觀音，除胸前合十的一雙手臂外，身側各有二十只手臂，每只手中繪一眼，分別執日、月、凈瓶、寶鏡、寶劍、金剛杵等寶器。菩薩的四十只手、四十只眼，乘以佛界中欲界、色界、無色界這三種境界的二十五『有』，恰得『千手千眼』，護持眾生。可惜兩側40雙銅手臂經歷代損毀已經殘缺，在上世紀40年代大修時改為木制，僅前胸兩臂為原鑄。
迅先生說，別的佛像是“把人神化”
而這尊倒坐觀音像是“把神人化”了
盛贊她為“東方美神”
梁思成先生也為之傾倒，說“她多么富有人情味”
在古代，政、教之間的關系很難撇清。佛教在兩漢之間東來之初還是靠高僧個人魅力的影響去傳播，所以傳播較為緩慢。直到魏晉時期，因為統治者開始信奉佛教并助長佛教傳播，中國佛教的發展才達到了第一個歷史高潮。詩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事實上遠超于此，史載宋、齊、梁、陳共建佛寺一萬多所，兩晉也建寺兩千余所。然而佛教的發展旺盛也帶來了弊端，其中一項就是影響了皇家對普天下人力、財力和土地的占有。僧侶不但不用納稅服役，關于僧眾“侵奪細民，廣占田宅”、“營求孜孜，無暫寧息”的記載也時有所見。南朝時的名臣郭祖深更曾向梁武帝上奏曰：“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窮極宏麗，僧尼十余萬，資產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于是帝王們又不得不為了自身利益，由“敬佛”轉向了“滅佛”。前文那位明代文人感慨寺與像“廢興之數，仰有系于天者”云云，與天無關啊老兄，起決定作用的是人間帝王對滅佛與留佛的掌控。
毀了龍興寺大悲菩薩的后周世宗，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次大規模滅佛運動的主導者。時至北宋，鑒于隋唐五代佛教政策的經驗教訓，帝王對佛教采取了既扶持利用又約束限制的政策。所以，在真定府重塑大悲菩薩、擴建龍興寺，絕不是宋太祖趙匡胤的一時之興，而是亂世之后統治者利用佛教安定人心的必要之舉。但北宋政權在停止了后周世宗廢毀寺院的同時，卻也下詔聲明，各路州府寺院經后周世宗被停廢者，勿復再置，目的就在于限制僧侶數量的增長，控制佛教勢力的發展。
或許，這種權衡利弊的中間政策恰恰達成了政教之間的某種平衡，使佛教從此在漢地繼續發展開來。而正定龍興寺的那尊世間最高大的站立式銅鑄大悲菩薩，正是站立在佛教發展的這個歷史轉折點上。
東方的美神，東方的佛寺
因為銅鑄大佛而被民間稱作“大佛寺”的這座隆興寺，并不只因大佛而聞名于世。寺里還供奉著一位“東方美神”。
1923年7月3日，魯迅在他的日記中寫道：“與二弟至東安市場，又至東交民巷，又至山本照相館，買云岡石窟寫真十四枚，又正定木佛像寫真三枚，共泉六元八角。”其中“山本照相館”是由當年的著名攝影師山本贊七郎在王府井附近霞公府街上開辦的，魯迅先生提到的那套正定的老照片也正是由山本本人所拍攝。可能魯迅先生沒跟山本詳談這套照片，又兼他也根本沒去過正定，所以日記中“正定木佛像寫真三枚”的說法是錯誤的。盡管是錯誤的，卻也成就了正定大佛寺的又一榮光：魯迅先生因為極愛其中一張“木佛像寫真”，便將其鑲進相框，安放在書桌上，并譽之為“東方美神”，使其盛名遠揚。直到現在，這張“東方美神”的老照片仍舊擺放在北京魯迅故居的書桌上。
摩尼殿北壁上，一尊五彩觀音倒坐在普陀仙山之中。『倒坐』是指觀世音面背正殿，表明觀世音菩薩不渡盡眾生，永不回頭的大慈大悲。這座高3.4米的觀世音菩薩，頭戴寶冠，如紗的披巾自肩下垂，僅以瓔珞項飾遮胸，露臂赤足；她面目清秀，柳葉眉下，鳳目微睜，面露笑意，俯視眾生。魯迅先生傾倒于這尊佛像『把神人化』的獨特魅力，盛贊其為『東方美神』。
她當然不是木佛像，而是泥塑五彩佛像；她也遠比那20世紀初的攝影技術下拍攝出來的照片要美得多。倘若魯迅先生當真去正定大佛寺看了照片的實景，不知比“東方美神”更驚艷的贊嘆會是什么？
她的真身在大佛寺的摩尼殿中，被叫作“倒坐觀音”。因為她不坐在大殿面南的正中央，而是在背對大殿供奉的釋迦牟尼像的后壁上，重重泥塑五彩懸山中，面北而坐，以示觀世音菩薩不渡盡眾生永不回頭的大慈大悲。這一壁宋代的泥塑五彩懸山儼然是一個極樂世界：在一大片彩色懸雕上，模擬了大海以及海中的普陀仙山，修行的凡人與仙人、鳥獸羅列其間，山中靜修的羅漢和威武的天神各具風姿；山石突兀起伏，祥云繚繞其間，碧波鱗鱗。而我們的“東方美神”就倚坐在這片普陀仙境正中。
這座高3.4米的自在觀世音菩薩頭戴寶冠，如紗的披巾自肩下垂，僅以瓔珞項飾遮胸，露臂赤足；右足屈膝搭左腿，右手繞膝撫左腕，頭微微右側，身體略向前傾；她面目清秀，柳葉眉下，鳳目微睜，面露笑意，俯視眾生。當時的匠人為使得菩薩稍微下視的目光，能夠在任何角度與禮佛者仰視的目光相交匯，特地采用流光四溢的琉璃珠為觀音“點睛”，可謂匠心獨到。
在摩尼殿的四壁，繪有一圈明代壁畫，現存422平方米。整面壁畫以青綠色為主，間有瀝粉貼金，繪有佛陀、菩薩、羅漢、樂伎、圣眾400余身。
魯迅先生說，別的佛像是“把人神化”，而這尊像是“把神人化”了。你看她一掃宗教偶像高高在上且略嫌呆板的面孔，面容秀麗恬靜，姿態優雅閑適。梁思成先生也為“東方美神”傾倒，說“她多么富有人情味”。
而環繞這位東方美神的四壁，也同樣令人過目難忘。其中以明成化年間在大殿內槽東面墻外壁繪制的“西方勝景”保存最為完好。畫面長9.36米，高7米，以西方三圣——彌陀、觀音、大勢至菩薩為中心，繪有佛陀、菩薩、羅漢、樂伎、圣眾400余身。明代匠人據佛教經典，以豐富的想象和絕妙的技法，把虛無縹緲的西方極樂世界刻畫得活靈活現；整面壁畫以青綠色為主，間有瀝粉貼金，人物眾多且造型準確，筆法精細，神態生動，畫面看去富麗堂皇、氣勢恢宏。“敦煌研究院專家來這里看過后，說我們這里的壁畫看上去比敦煌壁畫更為精美。”正定文物保管所的工作人員語氣中滿含驕傲。
摩尼是梵語，意為珠、寶，佛經上說：“摩尼珠，投入濁水，水即清。”摩尼殿即取其去濁留清、脫離塵垢、證得清靜之意。“摩尼殿”也真與“東方美神”相匹配，堪稱東方建筑之美的典范。
“十字形的平面，每面有歇山向前，略似北平紫禁城角樓，這式樣是我們在宋畫里所常見，而在遺建中尚未曾得到者。”這是梁思成先生自1933年多次考察正定后，在《正定古建筑調查紀略》中對摩尼殿的描述。摩尼殿面闊七間、進深七間，重檐九脊歇山頂，綠琉璃瓦覆頂，四面各出抱廈，建筑形制奇特，的確是宋代建筑僅存的一例。曾給梁思成先生當過助手的當代古建筑專家張馭寰先生對摩尼殿也有過形象的描畫：“大殿雄偉壯觀，又不失矯健優美。殿脊、飛檐曲線如波，自然流暢；四角微翹，如鳥振翅欲飛。”
氣勢如虹的摩尼殿兀自矗立，綠色琉璃瓦覆頂曲線如波。
“大殿雄偉壯觀，又不失矯健優美
殿脊、飛檐曲線如波，自然流暢
四角微翹，如鳥振翅欲飛。”
當代古建筑專家張馭寰先生如是評價摩尼殿
在梁思成先生看來，“寺中現存古構中，以摩尼殿為最大、最完整、最重要”，他感嘆“那種畫意的瀟灑，古勁的莊嚴，的確令人起一種不可言喻的感覺。尤其是在立體布局的觀點上，這摩尼殿重疊雄偉，可以算是藝臻極品，在中國建筑物里也是別開生面。”
細細品味摩尼殿，挺有意思。不知道是因為中國古代匠人之心思精妙、技藝工巧，還是緣于中國文化之博大、包容，佛教東來的過程中，就像高僧翻譯經文一般，佛教建筑也結合了中國人自己的文化特色，被“翻譯”成中國獨有的建筑。
外來的佛教文化被包容在最中國的建筑里，是無意間營造了親近感嗎？學者陳文英則從另一個角度來闡釋：宋代以后，隨著建筑材料更加多樣、工藝更為成熟，燦爛的琉璃瓦、精致的雕刻花紋令佛寺更加金碧輝煌。壯麗的佛寺殿堂，提高了宗教的感召力，更加深了對民眾的吸引力。
大佛寺中浸染著中國式智慧的杰作不止一處，比如位于大悲閣右側，坐西朝東的轉輪藏閣。這是一座單據歇山頂二層樓閣，始建于北宋年間。關于它的價值與精妙之處，梁思成先生在《正定古建筑調查紀略》中，這樣寫道：“藏殿上部的結構，有精巧的構架，與《營造法式》完全相同的斗拱，和許多許多精美奇特的構造，使我們高興到發狂。”“各梁柱間交接處所用的角替、襻間、駝峰等等，條理不紊，穿插緊湊，抑揚頓挫，適得其當，唯有聽大樂隊之奏名曲，能得到同樣的悅感。”并稱贊它“是木構建筑之杰作”，“是建筑中罕有的珍品”，“在梁架用法中是最上乘”。
既然是轉經藏閣，那閣中的轉經藏又如何呢？它的歷史與藏殿同樣久遠，為宋代所建，我國現存時代最早的木制轉輪藏。
轉輪藏其實就是一座收藏經文的旋轉書架。佛教中有推其旋轉與誦讀經文同功之說；亦取佛教“法輪常轉，自動不息”之意，喻佛法猶如輪子輾轉相傳，永不停息。這種獨特的經藏形式，是佛教傳入中國后的產物。據說，為南朝著名佛教居士傅翕所創。《釋門正統》中記載，傅翕見有男女生來不識字者，或識字而為他緣逼迫不暇披閱者，特設方便，創成轉輪之藏。
大佛寺的這一座轉輪藏，直徑7米，外觀形似八角形亭子，中間設一根10.8米的木軸上下貫穿，亭身設有經屜，可以存放佛經。這個轉輪藏的檐、柱、斗拱儼然一個縮小了的中式建筑模型，而梁、柱、斗拱的許多做法，均與宋通直郎李誡奉敕撰的《營造法式》之制符合。整個轉輪藏的重量由底部藏針承受，梁架結構十分特殊，據說只需兩指輕輕一推，這個龐然大物便可徐徐轉動。
不僅是一物一殿，大佛寺的整體布局結構，也有著自己獨特的東方文化神韻——格外注重禮制與中軸線的對稱。由南向北穿行大佛寺，繞過琉璃照壁，過三路單孔石橋，經過天王殿、大覺六師殿（這是大佛寺的主殿，相當于大雄寶殿，可惜已損毀，現僅存遺址）、摩尼殿、戒壇（此戒壇是我國北方三大壇場之一，其余兩處分別在北京戒臺寺和五臺山清涼寺）、慈氏閣、大悲閣、彌陀殿，和東西兩側的轉輪藏閣、御碑亭等等，一路從這些寺院內中軸線對稱的院落經過，學者王魯湘曾感嘆到，中國的寺院到處都是，但是像大佛寺這樣，在“類似紫禁城那么長的一條中軸線上，高低起伏著像交響音樂的旋律一樣精致優美的布局，這是我看到的北中國最大最雄偉的。”
著名建筑學家張馭寰先生認為像大佛寺這樣的中國寺院建筑，之所以深合禮制，在中軸線貫穿建筑總體、建筑群高低錯落、主次分明，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皇室的參與。某種程度上，中國的佛寺建筑“甚至比宮廷廟宇、衙署合院等公共建筑體現得更明顯；禮制標準更嚴格。”
今天我們看到大佛寺，之所以被稱作“隆興寺”，也正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皇上斥資數萬金重修龍興寺，并賜額“隆興寺”，而改名的。
虔誠的香客在轉輪藏前虛晃而過，視線模糊間，仿佛這座有著千年歷史的龐然巨物再次緩緩旋轉。
學者王魯湘曾感嘆到
像大佛寺這樣在“類似紫禁城那么長的一條中軸線上
高低起伏著像交響音樂的旋律一樣精致優美的布局
這是我看到的北中國最大最雄偉的。”
隆興寺，寺興隆
這是套用前文提到的當地民謠。但是正定城并非是由打康熙皇帝御賜了“隆興寺”額，才開始佛寺興隆的。但是我們今天仍能夠在正定城，看見如此之多保存完整的佛教古跡，也確實和隆興寺有些因緣。
正定的佛緣由來久矣。歷史上的正定曾被諸如恒州、鎮州等州府所轄，但這個地界有一個運用時間最長的名字：“真定”。秦時這里叫東垣，漢高祖劉邦在公元前196年北伐叛軍，激戰月余才拿下這座滹沱河岸的東垣城。此一役，令劉邦認識到這座城池的重要性，認為東垣安定，燕趙便安定。于是取意“真正安定”，下令將東垣改名為“真定”。如此，千百年來真定城一直是邊關重鎮。東晉十六國時期，龜茲國來的高僧佛圖澄由洛陽來到今天河北一帶傳揚佛法，“至遲在十六國初期，當時作為常山郡治所的真定城，已經出現佛教寺院。”梁勇教授說，“到東魏北齊時，大批寺院紛紛崛起，如城中的凈觀寺（唐改名開元寺）就建于東魏興和二年（540年）。”
隋唐時期，真定已是五臺山進香道上的佛教名城，是許多禮佛使團的必經之地。敦煌莫高窟61窟西壁，繪有總面積四十多平方米的《五臺山圖》，不但描繪了佛教圣地五臺山的盛景，也同時展現了唐代五臺山與鎮州之間的山川地形、道路交通、關隘城鎮以及各國、各地朝拜使團的形象。在“河北道鎮州”的畫面中，是一系列行者和朝拜團隊：“湖南送供使”榜書題下，一支人馬領著駝隊，正從小橋上通過，描畫的是湖南到五臺山朝圣進供的使團；鎮州城西側，一座單檐歇山頂建筑，榜書“新榮之店”，屋前兩名店員正在迎接客人。來客一行三人一馬，有榜書題“新羅送供使”，反映的是朝鮮僧人入唐求法、前往五臺山朝拜的場面。
這尊宋代獨木雕制的彌勒菩薩，位于大佛寺的慈氏閣中。『慈氏』是對印度語『彌勒』的意譯。彌勒菩薩雕像身軀偉岸，雙足開立於兩朵青蓮上，高7.3米。傳說，修建這尊彌勒菩薩時，工匠遍尋不得合適的木材。恰逢一根巨大的獨木順滹沱河水而下，成就了這段佛緣。
在正定成為佛教重鎮的過程中，隆興寺的前身——“龍興寺”也功不可沒。宋代時，由于皇帝的尊崇，當時的龍興寺一躍成為“河朔名寺”，促進了真定城佛事的中興。元代朝廷多次賜金重修真定寺院，并賜田畝、經卷，高僧膽巴一度住持龍興寺，并施白金千兩重修大覺六師殿。《馬可·波羅游記》載：“哈寒府（真定府）是一貴城，居民多是偶像教徒（信仰佛教）……”到了清朝，皇帝不論是前往五臺山禮佛還是出宮南巡，真定是必經之地。康乾二帝多次駕臨隆興寺，并在寺旁修建行宮便是佐證。史載，金、元、明、清政府在真定設置的僧官就達44位，到民國二十年，正定仍保存有較大寺院45座。
其實，這期間正定也險遭劫難。故事的主人公是光緒皇帝在隆興寺的替僧，意定和尚。
那是咸豐八年（1858年），天主教正定教區的一位法國主教看上了隆興寺旁已然空寂冷落的皇帝行宮，就寫了一紙公文，向清朝皇帝租借行宮作教堂，居然得到了朝廷的批準。就這樣，光緒十二年（1886年），從北京來隆興寺作住持的意定和尚就跟天主教堂成了鄰居。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義和拳的發起人趙三多帶領親信們來到正定，在隆興寺秘密聚議，會上，趙三多把義和拳改稱“神助義和團”，提出“扶清滅洋”的口號，這在義和團運動史上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但意定和尚可沒想到什么革命意義，在他眼中，不但隔壁的天主堂恐怕面臨焚毀，大火還可能殃及千年名剎隆興寺。于是他對義和團的英雄們曉之以理，動之以錢。趙三多們本是要扶清滅洋，不想與朝廷為敵，故而放過了前皇帝行轅，撤了。
事情還有續篇。1900年，義和團運動迅猛發展。6月，八國聯軍以保護各國使館為名，由大沽口登陸，從天津向北京進犯。10月18日，法軍提督巴堯率軍從保定侵入正定。隆興寺內立著的《意定和尚功德碑》記載，當時洋人的馬隊扛著火槍、拉著大炮，旁若無人地進了正定城。城中一片白色恐怖。而意定和尚又一次保護了古城。
碑文中說，意定和尚“得其將帥之心，通其語言之用，使寺之內外之人、物，下至零星瑣屑，無一物而或損傷者”。學者猜測，可能是意定和尚利用他與天主教堂神職人員的交情，兼擅用自己的個人魅力——要知道，皇帝的“替僧”可不是一般僧人做得了的，通過與法軍將領的交流，終于化干戈為玉帛，并與巴堯結拜為兄弟，“巴堯與之相見，握手傾心，誓同生死，雖異族而可化為昆弟。”自然，正定城因此安然無恙。
1901年，法德聯軍從正定撤軍，巴堯來到隆興寺的方丈院，與意定和尚拍照留念，還與意定約好改日一起去拜謁五臺山。
西人帶著槍炮撤走了。12月，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從西安返京，回程駐蹕正定，皇族與文武要員們就歇在隆興寺。面對救正定于危難的意定和尚，慈禧自然是褒獎有加。然而此時比不了康乾盛世，老太太拿不出錢修繕年久殘敗的正定佛寺，只為隆興寺大悲閣寫了一方“大慈大悲”的匾額。不知老太太是有意還是無意：大慈大悲，亦是大智慧。
毗盧殿位于大佛寺中軸線的最末端，殿內的毗盧佛堪稱國寶，系明萬歷皇帝朱翊鈞為其生母慈圣皇太后祝壽所御制的。這尊毗盧佛全部為青銅鑄造，高6.72米，由三層坐式毗盧佛和三層圓鼓形蓮座層疊而成。最為精妙的是三層蓮座的千葉蓮瓣上均鑄有一坐式小佛，表情、手印富于變化，加上大尊主佛，和主佛頭冠上的小佛，整尊造像上共計大小佛像1072尊。其中1000代表大千世界由佛來統治，72就是萬歷皇帝母親的壽辰。
《意定和尚功德碑》最后說，“歐洲諸國知中國之尚有佛教者，以隆興寺而知之；知中國之尚有和尚者，以意定而知之。”此言或許有過譽之嫌，但在當時的情境下，意定和尚以一人之身，救正定古城免于淪陷戰火、免遭外族劫毀，實為大佛緣。
據說曾考察過世界三大宗教文明的學者余秋雨在正定發出如下慨嘆：“正定最大的亮點是中華文化最興盛時期的佛教重鎮，在這個地方曾經出現過最高的東方智慧。”“一部千年文明史、千年佛教史在正定大地激蕩。”歷史歸歷史，不論是半部還是一部，還是希望發展中的正定能扛得住古城的文化，牽得住“佛緣”吧。
責任編輯 / 楊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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