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戲劇不太像生活——讀者別誤會，我只是說“不太像生活”，沒有說它不反映生活——古代戲曲雖然與其他藝術形式一樣都是來源于生活，但它不像生活本身那么平淡無奇。特別是在形式上，戲曲絕對與生活迥異，它是儀式化了的生活。中國戲曲注重服裝、臉譜、說白、唱腔、動作乃至一招一式的美術化和故事情節程式化，以及大團圓的結局，這些都與現實生活有別。然而，另一方面卻很吊詭，現實生活、特別是具有社會性的生活卻往往按照程式化的規定演出，十分像戲劇。比如被史學家認為能夠展示清代“盛世”風采的康熙、乾隆二帝各自六次的南巡，如果我們仔細觀察，就可以看出它們都是戲劇味十足的演出，無論是從排場儀式還是從皇帝本人，乃至親身參與的官員和民眾都能盡職盡責，把演出進行到底，這場大戲的主題就是昭示清帝的圣武神文，天下一統。

康熙皇帝玄燁第一次南巡是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此時剛剛平定“三藩之亂”，康熙南巡是帶有“統戰”性質的，目的是收拾爛攤子、安撫江南。玄燁的六度南巡，終于康熙四十六年。其花銷雖然也像《紅樓夢》中所說“獨他家（指江南甄家）接駕四次，若不是我們親眼看見，告訴誰誰也不信的。別講銀子成了土泥，憑是世上所有的，沒有不是堆山積海的，‘罪過可惜’四個字竟顧不得了”，但玄燁畢竟還是有些親民舉措，不能一筆抹殺。如錢泳《履園叢話》記載:玄燁初次南巡到蘇州，當時的江蘇巡撫是理學家湯斌，湯斌為政理念是“務儉約，戒紛華”，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