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石灣窯天藍釉貫耳瓶 攝影／黃松濤

這是西藏博物館收藏的一枚青玉印，印鈕異獸面部似虎，有獨角，腿足略呈欲躍之姿。腹下為穿，穿上系著紅絲雙綬。底部印面上的印文，是以八思巴文拼寫的“統領釋教大元國師”。有學者認為，此印符合元代官印制度，是朝廷頒發給西藏佛教領袖的正式官印。 攝影／黃松濤

圖為虎鈕“永昌大元帥”金印，是警方從四川彭山江口古戰場遺址的盜挖者手中，追繳的國家一級文物。明代將軍印普遍做成虎鈕，但只有皇室宗親才有權使用金印，這枚邊長10.3厘米、通高8.6厘米、重達3.195千克的虎鈕金制官印，據推測，為明末農民起義軍領袖張獻忠在湖廣區域征戰期間制作。可見“封官授印”的觀念，有多么深入人心。 攝影／黃松濤

這是漢晉時期的“蠻夷侯印”，金印，鈕作盤蛇造型，蛇頭昂揚。奇異的造型，透出有別于中原官印的特色，正是中央王朝賜予少數民族政權的印章。 攝影／黃松濤

清新白瓷如畫 琺瑯彩發展至雍正時期，迎來了一個突破：終于可以在白瓷上，隨心所欲地書寫繪畫。由此，呈現出一派清新、秀麗、雅致的嶄新面貌。圖為雍正琺瑯彩梅竹詩文盤局部，其上可見繪畫、題字、鈐印，融于一體，充分彰顯了雍正朝畫琺瑯的特色。 圖為清雍正 琺瑯彩梅竹詩文盤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攝影／黃松濤

進奉皇室的寶物 唐代史料《異聞錄》有載：“唐天寶三載五月十五日，揚州進水心鏡一面……玄宗覽而異之。”而在黑石號出水文物中，恰有一面江心鏡，銘文“揚子江心百煉造成唐乾元元年戊戌十一月廿九日于揚州”，是目前所見唯一有明確紀年并能與文獻記載吻合的實物。唐 揚州江心鏡 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藏攝影／黃松濤

大汶口文化·彩繪人紋陶觚 攝影／黃松濤

西風東漸，來通為貴 來通發源于西亞歐洲一帶，從古代赫梯、亞述、波斯，到古希臘、薩珊，流行了數千年。它具有兩大特征：角形、獸首。現在可見的早期西方來通杯，其獸首有馬、羊、獅等，形式豐富。魏晉隋唐時期，來通東傳，在吐蕃、中原皆留下了印記。本圖及下面幾圖展示了不同形制的來通造型，既可見其早期形制，也體現了以來通為貴的風尚。圖為 前500年·阿契美尼德金銀公牛獸形來通杯 大英博物館 藏攝影／黃松濤

明 蜀王金寶殘件 攝影／黃松濤

諸王雖然家財萬貫只能當足不出戶的富家翁 圖瓷器為“明青花五彩張天師戰五毒圖”小碟。頭戴金冠，身穿紅袍的張天師一手持劍，一手拿酒盅站立在樹下，周圍有蟾蜍、蝎子、蛇等毒物，畫面寓意“袪毒辟邪”，頗受明代王公貴胄們歡迎。此器內壁繪相間排列的菖蒲葉、折枝石榴花、艾草等共八組（攝影／黃松濤）。嘉靖朝之后，青花五彩的燒制達到了空前絕后的地步，乃至影響了日本。

光耀后世 楚文化之余緒 圖為揚州西湖高南漢墓出土的西漢圓長柄漆勺，勺中朱漆繪云羽紋飾，靈動仙逸。《楚辭》有“援北斗兮酌桂漿”之句，以天上的北斗星比喻酌酒之勺，平添一股豪邁與浪漫。楚雖亡國，但楚文化綿延后世，在西漢時期的楚國舊地，風華不減當年。 攝影／黃松濤

戰國 彩繪勾連云紋漆耳杯 荊州博物館 藏 攝影／黃松濤

編玉成冊 可告天地，可標風雅 在編訂成冊的玉石片上書寫文字，即為“玉冊”。封建帝王在封禪、受命等典禮上使用玉冊，向上蒼與祖先示意。圖為出土于北京豐臺史思明墓的玉冊，史思明是安史之亂的發起人之一，玉冊內容為追謚史思明為“昭武皇帝”（攝影／黃松濤）。

天命玄鳥這件藏于河南平原博物院的晚商玉鴟鸮，昂首挺胸，攏翅蹲踞，雙耳豎起，圓目鉤喙，氣韻生動。商人將玄鳥作為圖騰加以崇拜。綜覽商代禽鳥類玉器，尤以玉鴟鸮最具特色，其工藝復雜，造型華麗，集中出自殷墟高等級墓葬，應為殷商上層所壟斷，可知商代的玄鳥就是鴟鸮。 攝影／黃松濤

圖為上海博物館藏東漢玉剛卯。 攝影／黃松濤

西周玉夔龍滕州市博物館藏 這件西周晚期的雙首夔龍形佩飾，造型獨樹一幟 身上有蜈蚣一般的小螭尾扉牙設計，顯得動感十足相比造型，其玉質更值得關注 這種質地溫潤細膩的青白玉，應是產自新疆和田近3000年前 這塊玉石就是通過漫長的玉石之路來到了中原 攝影／黃松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