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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靜園已經按照“修舊如故”的原則，恢復成溥儀居住時的樣子。圖為修復前的靜園。

幾易其稿，《我愛麻將》專題終于在全國一片防止日本搶報麻將申遺的輿論聲中制作完畢，圖為本刊編輯部同仁正在探討該專題的版式調整和修改細節。

前幾年的元宵節，人們還能在北京的一些公園里欣賞到像這樣以京劇臉譜為特色的花燈展。遺憾的是，近年來由于各公園紛紛取消了類似的花燈展，人們已經難覓昔日節日的意趣。

這張畫原被認為是“揚州八怪”的作品，后被收藏家鑒定為贗品。

李洲坳古墓以其奇特的“棺陣”震驚了考古界。與以往的墓葬形式不同，47具木棺排列在同一墓穴中，是謀殺、殉葬，還是家族墓地？2007年6月，當帷幕揭起的時候，諸多疑問隨之而來。

西洋樓的殘跡孑然立于蒼茫的夜色之中，它們是為數不多的在原地幸存下來的圓明園殘余文物。毀于1860年的圓明園如今惟余殘骸，再無法復原昔日盛景，而那些歷盡百年風雨而流散園外的文物們又命運如何呢？攝影／王凱

東漢綠釉六博棋俑。供圖/河南博物院

作為晚清紅極一時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張蔭桓的一生頗具傳奇色彩。他雖然出身捐班，卻才華橫溢，其著述的《三洲日記》、《戊戌日記》以及《甲午日記》內容極為豐富，是研究近代史不可多得的重要資料。

聶拉木縣亞來鄉的一處清代驛站遺址。倚靠著聳立了數千萬年的喜馬拉雅山，面對著眼前一歲一枯榮的牧草，這處曾經歷殘酷戰爭的驛站，越發顯出一種歷經滄桑后的超然。

蔣抑卮之孫、抗SARS英雄蔣彥永醫師在展示他家5代同堂共76人的珍貴合影。攝影/余榮培

“東風裊裊泛崇光，香霧霏霏月轉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這是蘇軾的《海棠》詩，而配上南宋馬麟取材于該詩所繪的畫作《秉燭夜游》，古人燃燭夜賞芳華的幽雅，就全然呈現出來了。

攝影／余榮培

有人說，要想讀懂中國，學會玩麻將是一種捷徑。因為麻將是最真實、最廣泛的大眾文化，它根植于每個中國人的內心深處，其游戲規則是中國人百年來真正的“潛規則”。那么，你知道麻將游戲究竟隱藏著哪些“潛規則”嗎？你知道在麻將游戲中為什么會有“三缺一”的說法嗎？“麻將的番種”又是如何制定的？贏牌了為什么稱為“和”呢？

圖為《女史箴圖》局部。畫作絹本設色，縱24.8厘米、橫348.2厘米，現存于英國博物館。據估計此畫原有12段，現殘存自“馮媛擋熊”至“女史司箴敢告庶姬”共9段圖、8段文（首段圖“馮媛當熊”的文字失去）。

第三層塔檐下三字匾額“釋迦塔”，是木塔匾額中最古老、最珍貴的一塊。其豐潤飽滿，是顏體中的佳品，至今已有八百多年的歷史。

應縣木塔結構示意圖

圖正中的這處工地就是李洲坳墓葬發掘現場。而將李洲坳墓葬帶到人們面前的正是它旁邊的這條公路，它們挨得如此近，甚至墓葬東壁的墓道還被公路破壞了一段。

圖中再現了康熙六十一年（1722）三月二十五日康熙帝與四子胤（雍正帝）、孫子弘歷（乾隆帝）三代在圓明園牡丹臺游樂的情景，乾隆皇帝珍愛圓明園正與這段軼事相關。

戰國時期的六博局戲石雕板，出土于河北省平頂山中山國王陪葬墓。棋盤的紋飾為“規矩紋”，這是一種大量見于漢代“規矩銅鏡”上的紋飾，后來隨著漢代棋具的陸續出土可知，“規矩紋鏡”實際上是六博紋鏡。

在戊戌變法中，張蔭桓主張變革，利用受召見的機會啟誘圣聰，并密薦康有為，成為當年影響時局的幕后大人物。“戊戌政變”發生后，他被革職查辦。從刑部尚書崇禮的這封奏折中，我們可大致窺知當時“戊戌政變”中捉拿維新黨人的內幕。

清軍反擊廓爾喀作戰路線及定日、聶拉木驛站遺址分布圖 從圖中可見，古驛站遺址多在清兵行軍路線附近，它們都在海拔4000米左右。遺憾的是，我們沒能走完當年清兵攀的高峰、涉的險途—在那里還有可能存在著更令人震驚的塘、臺遺址。制圖/劉梅

徐州博物館《俑偶華彩》展廳，展出的是漢至宋代的各類陶俑，有西漢樂舞俑、彩繪儀衛俑、北朝彩繪女立俑等。其中漢代舞俑的動勢，堪稱展廳內的華彩篇章。上圖是徐州獅子山出土的兵俑。目前國內大規模發現兵馬俑僅有三處，除秦始皇兵馬俑和咸陽楊家灣漢兵馬俑之外，便是徐州獅子山兵馬俑。

蔣抑卮（1875-1940）

中國到了春秋戰國以后，黑夜中才有了燈的光亮。戰國燈，大多以金屬或陶為之，目前發現的玉制燈僅一件，即戰國勾連云紋玉燈，其高12.8厘米，燈盤徑10.2厘米，盤、把手和座三部分，分別用三塊玉雕琢后粘合，燈芯由五瓣花蕊組成，中束腰，下滿飾勾連云紋，堪稱燈具絕品，現藏于故宮。

用“雞”與“孔雀”的美好形象來表示麻將中的“一條”，是中國人美學思想的自然表達。幺雞的圖案發展到后來，已經不局限于雞和孔雀，而是有了各種禽類。魚、龍、竹子的圖案也加入了這個大軍。

圖為《列女圖》屏風漆畫局部，從山西大同北魏司馬金龍墓中出土，共5塊，繪帝王、將相、列女、孝子以及高人逸士的故事。這組屏風漆畫被認為充分體現了顧愷之的繪畫風格。此屏風漆畫現分藏于山西省博物館和大同市博物館。

攝影／李勇（新華社）

在李洲坳墓地的旁邊，美麗的潦河緩緩流過，已經探測發現沿河分布著八十余處古文化遺址，也許幾年后，這里將有一組大型古文化遺址重見天日。

四川成都出土的漢代畫像磚，記載了那時六博的場景：左上角一人做投箸狀。下方兩人正在執耳杯飲酒—游戲與酒相伴，成就了畫像磚上的閑適人生場景。

快要進入聶拉木縣境時，在山勢奇危處可見一處倚山而建的軍事要塞遺址。將它與背后的喜馬拉雅山體相比，與左側的普通民房相比，便可感受到它那雄健、威猛的氣勢。有學者認為這里有可能是當年聶拉木的官寨，要攻下它，極不易。

與劉注“此地無銀三百兩”的龜山漢墓相比，被認定為劉戊墓的獅子山漢墓，則是在張揚中盡顯奢華，金縷玉衣與金帶扣都出土于此。

矗立在杭州市中山中路上的浙江興業銀行營業大樓舊址，建成于1923年，是目前浙江僅有的民國初年典型金融建筑。

【西漢雁魚燈】 鴻雁回首，水禽銜魚。1985年出土于山西朔縣的雁魚燈，高53厘米，長34.5厘米，器身由頸首、身軀、燈盤、燈罩套合而成，雁的頸部與軀體由子母口相連接。這種雁魚燈在漢代十分流行。

《色·戒》劇照：牌桌上濃縮的人生百態，固然沒有“色”或“戒”那般濃郁和刻骨，然而，它豐富、瑣碎，在一個眼神、一個動作里就細細表達著五味的生活。

弘文之印

攝影／馮國（新華社）

圖A2

歷史檔案里的線索是查證圓明園文物的重要依據。圖中為乾隆帝御寶《紀恩堂》交龍紐白玉璽。其側面細部的文字“圓明園之后記成于昔”，與《清高宗御制詩文全集·御制文二集》（卷十）的記錄相吻合。

圖為仍在一些地區流行的水滸馬吊紙牌，萬牌用水滸傳英雄作圖案，餅牌用“并”字代替錢幣圖形，條牌用“條”字和魚的圖案構成。特殊的牌用“老千”“白花”“紅花”，多色印成。

圖1為定日縣扎果鄉的一處墩臺遺址，面前便是318國道。若在兩百年前，這處高據山尖的墩臺有駐兵把守，兵勇一面觀望敵軍動態一面守卡，您想順順當當通過這里并非易事。攝影/張超音

假如這方不起眼的劉注銀印流落民間，多少年之后，龜山漢墓的屬主恐怕就是永遠的謎團了。

浙江興業銀行舊址大樓內，有市民在散發著上世紀氣息的營業廳里辦理業務。這座老樓現在的正式名稱是”中國工商銀行杭州羊壩頭分行”。

【戰國銀首人形銅燈】1976年河北省平山縣中山王墓出土的銀首人形銅燈，是戰國時代燈具中的杰作，它以人俑作為燈的主體，控制著左右的蟠螭，將分散的三燈連貫起來，其結構可謂匠心獨運。

世界最大的成都“麻將與茶文化博覽館”，用無數麻將拼就了這個著名東漢說唱俑憨態可掬的笑容。攝影／劉乾坤

睿思東閣

攝影／劉朔

圖A1：“應州是個小城。”陳明達先生在他的著作《應縣木塔》開篇即如此說道。他在20世紀60年代測繪應縣木塔（A1）時，這個小城的樓房很少有超過10米高的，而近70米高的木塔，恐怕在小城的任何一個角落都可以看到。人們對這座巨塔的研究始于1933年，梁思成、劉敦楨等人來此調查測量，1935年莫宗江繪成了塔的實測圖，而抗日戰爭損毀了這一資料，1942年陳明達又重新繪制出來。如今的應縣早已繁華與現代了許多，木塔卻仍然是凌駕于全城之上的主要建筑物（A2），它的外形輪廓和結構手法，都顯示出遼代建筑的特點，是現存遼代建筑中最宏偉的建筑杰作。攝影/朱海虎

幾千年來，李洲坳墓葬一直浸泡在地下水中，上圖這件出土于30號棺的有領牙璧就是在淤泥中發現的。不流動的、密閉的環境正是這個墓葬中的許多有機質文物得以較好地保存的原因之一。

這張“李洲坳棺墓剖面示意圖”不僅讓人們直觀地了解棺內器物的擺放位置，而且將棺、槨、席的安置順序立體地表現了出來，我們可以想象當年這些棺材的安葬工程是多么復雜。繪畫／李強

海晏堂十二生肖青銅獸首之牛首。2000年春，在蘇富比和佳士得拍賣會上與虎首、猴首一起被中國保利集團公司以總價3000萬港元購得。

圖為明末畫家陳洪綬繪制的梁山好漢《水滸葉子》之一。“葉子”是流行于當時民間的酒令牌子，《水滸葉子》是從木版印刷的紙牌演變而來。

圖為今天的驢友途經定日時拍攝的“古堡”遺址。在光影的轉換之間，這些古驛站仍在經歷時間的磨煉。攝影/張超音

獅子山兵馬俑，見證了徐州作為軍事重鎮的歷史，并且對研究漢代社會生活、喪葬制度、軍制戰陣同樣重要。

蔣抑卮（右）與魯迅、許壽裳1909年在日本時的合影。蔣抑卮1902年赴日留學，結識魯、許等人，成立浙江同鄉會。他不僅資助魯迅出版了他的首部書，還資助出版《浙江潮》，使之成為辛亥革命前夕的主要革命刊物，許壽裳時任該刊主編，魯迅是其主要撰稿人。供圖／北京魯迅博物館

【東漢銅牛燈】身軀壯實的水牛雙目圓睜，雙角夸張地向上，其實是個煙道。水牛腹中空，背負燈盤。鏤空的壁罩以及穹頂上的蝙蝠，都顯示出了時人對裝飾的用心。該燈1975年出土于江蘇睢寧。

四羊頭方桌：帶有大理石桌面的方桌，在豪華中兼顧了實用性，溫和的羊頭形象被雕刻在桌角處，表達著慈悲與吉祥的寓意。

賢志堂印

木塔一層內槽南北門額上，各有三幅供養人畫像，正面是女，背面是男。這是遼代蕭氏家族的三位皇后（左頁）和三位王爺（右頁）：南面是興宗仁懿皇后蕭撻里（A1），道宗宣懿皇后蕭觀音（A2），圣宗欽愛皇后蕭耨斤（A3）；北面是齊王蕭無曲（B1）、大丞相蕭孝穆（B2），陳王蕭知足（B3）。因女像皆為皇后，按皇家身份顯然高于男性三王，所以均置于匾額正面。攝影/鄭云峰 據說蕭觀音天姿國色，喜歡誦詩，能彈會唱，從小就是一位活潑人物；蕭耨斤在朝中專政時間雖不長，卻為蕭家一門出三后、一家有三王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礎；蕭撻里入主后宮40余年，主張與宋和好，為遼國政局長時期的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蕭孝穆在圣宗晚期和興宗前期一直是契丹重臣，當時被譽為“國寶臣”，他的一生都在努力加強契丹各部族的內部團強，堅持與宋和睦相處。

乾隆帝御寶《紀恩堂》交龍紐白玉璽。2004年秋，在香港拍賣會上由香港蘇富比公司以1400.24萬港幣購得。

當代繪有傳統京劇人物的紙質牌。萬牌上繪人物，餅牌上繪代幣符號，條牌上繪連成捆的代幣符號，特殊牌的圖案分別是“千萬”“白芽”“王英”。一共有120張，再加上10張繪有京劇白蛇傳的花牌，合計130張。

這些“古堡”遺址見證了歷史，也時刻在告訴今天走過這里的人們：我們腳下的這塊土地上，曾發生了多少血性激揚的故事。故事背后的歷史已經融入我們身體，成為我們民族的基因。攝影/謝勇

北洞山漢墓，位于徐州北10公里的茅村鄉洞山村，由于早先被盜，已無法考證楚王身份。考古人員在清理墓道時，于兩壁新發現彩繪陶俑220軀，鮮艷而富有神采。

連接滬杭、浙贛鐵路的錢塘江大橋，是中國第一座鐵路公路兩用橋，由浙江興業銀行捐資75萬元參與建造。1937年通車，為阻止日軍南侵，只存在了89天即被中方炸斷。圖為浮運第12孔鋼梁時的場景。供圖/鐘光明

【西漢朱雀燈】1968年河北滿城中山靖王劉勝墓出土的朱雀燈，造型優美，形象生動，結構合理。它那昂首翹尾，足踏蟠龍的樣子，仿佛即刻便可展翅飛去。

溥儀御用牌箱：黑檀木制，選用夜光貝殼的螺鈿工藝刻成中國古代的吉祥畫《百子圖》。

紹興

像玉璧這樣貴重的出土文物在李洲坳發現的并不多，而更多的是青銅鑿、削、刀、漆勺、木梳、木盒和編織品等。正是通過對這些“不貴重”的文物的分析，專家們認為它們與江西省貴溪東周時期崖墓出土的器物相似，從而推測李洲坳古墓的年代應當在東周時期。

牌九每副為32張，起源于北宋宣和年間，因此也叫做“宣和牌”。

長袖折腰舞，始于戰國而盛于兩漢，是漢代最流行的舞蹈，這種舞大大豐富了漢代陶俑的形象。

圖為士兵與平民南撤前的一刻。供圖/鐘光明

若沒有電，點著燈燭的夜總會生出一些清冷、孤寂之感。尤其是對那些伏案苦讀的書生、宦海浮沉的士子來說，挑燈夜讀的情景，更加難堪。所謂“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晚清畫家蘇六朋的這幅《油燈夜讀圖》，就是其形象的寫照。

房型麻將箱：四面透雕有“五谷豐登”的圖案，上部刻有“喜”字并以牡丹造型做手柄。

宣和

經過專家精心地修復，一件件精美的紡織品展示在人們眼前。圖為兩千五百年前紡織品上的幾何圖案。

乾隆圓明園淳化軒九龍戲水元寶形筆舔。2007年春，由浙江南北拍賣公司拍賣，估價70萬元人民幣。

《道光帝綺春園射柳圖》。2002年冬，由中貿圣佳公司以137.5萬人民幣拍賣。2008年春，又由嘉德公司拍賣，估價580萬元人民幣。

19世紀的英國人托馬斯·阿羅姆（T.Allom）繪制的中國風景風俗畫，直接用玩牌的場景來表現當時中國女性的閨房生活。

牌九現在仍為許多人喜愛，牌九的張數比麻將少得多，因而可以速戰速決。

那時連貫而優美的舞蹈，如今只能依靠陶俑固定下的不同瞬間來想象了。

1949年，國民黨金圓券迅速貶值，上海外灘的中央銀行門前擠滿了等著搶兌黃金的市民。這一幕和辛亥年擠兌風潮時的情形何等相似！當時，蔣抑卮率浙江興業力撐局面，共渡難關，不僅維持了銀行的聲譽，也保護了普通人的利益，使老百姓在大變局下的日常生活得以較平穩度過。

在古代人的夜生活里，節慶里的燈燭應該最有喜慶意味。如清丁觀鵬所繪的《乞巧圖卷》（局部），即展示了七夕夜間，佩環飄動的婦女們在庭院中燃燭齋供、繪圖儀繡的歡樂情景。

韓國制的蝴蝶鏤金牌箱：在每一處都刻有萬字，寓示吉祥如意。

圖為26號棺出土的狩獵紋織錦，現在仍可以清晰地看出弓箭與動物的圖案交相出現，精巧的工藝使一個多姿多彩的古代世界躍然錦上。

金縷玉衣與鑲玉漆棺都已陳列在展廳中。與金縷玉衣并列的，是1996年徐州市火山劉和墓出土的銀縷玉衣，這是我國惟一一件完整的西漢銀縷玉衣。

浙人歷來有尊長敬賢的民風。作為最早獲得紙幣發行權的民營銀行之一，浙江興業發行的印有古代先賢人物像的“通用銀元券”曾風行江浙地區，共有一元、五元、十元3種面值。對于先賢像的身份，卻存在不同說法：一說分別為管仲、王陽明、齊太公；一說為越王勾踐、王陽明、黃宗羲。供圖／柴志光

紫檀木鏤金牌箱：以鏤金工藝將飛鳥和象征吉祥如意的萬字刻在箱面上，箱子不同的位置可以分別放置麻將和撲克牌。

11米高的釋迦像 遼代佛像的特點是身軀飽滿，兩肩寬厚，給人偉岸端莊之感，殘留著濃厚的唐代造像遺風。此時南方的宋代造像，則顯得細膩有余，陽剛不足，不如遼代造像質樸健美有力。塔內一層釋迦造像上最顯著的特點，就是留了胡須，這與契丹族的民族特征有關。契丹男子大多彪悍體壯、驍勇好戰，并且喜歡留胡須來顯示自己的男子漢風度。傳說在釋迦牟尼出家前，也是一位武藝高強、博學多知的王子，因此遼代匠人在塑像時，有意在端莊慈祥的佛面上畫上胡須，以此來保留他們認為的“英雄”本色。下面兩圖為釋迦座下八大力士中的兩位。攝影/鄭云峰

圖為11號棺中出土的方孔紗的整理現場。工作人員正在輕拍水面，利用水的波動將脆弱的紗一點點展開，這一片紗的舒展就要花費她們幾天的時間。圍繞在工作臺周圍的專家依次為（左起）：徐光冀、張忠培、王亞蓉、黃景略、徐蘋芳。李洲坳的發現令他們驚嘆不已。

法國楓丹白露宮的中國館中，收藏有很多中國文物。

麻將誕生初期的骨牌上，仍然可以見到以前馬吊牌上的“公、侯、將、相”等字,這幾個字在清代被改為“東、南、西、北”。

“聽用”即萬能、無所不用的意思，而“聽用”牌就是一張萬能的牌，可以當作任意一張牌。

金縷玉衣，以華麗得耀眼的形式固定下死者的相貌。

華資銀行形勢圖

葫蘆腳紅木方桌：雕刻華麗的麻將桌，桌四邊有抽屜，以備放籌碼或賭資之用。

木塔第五層上的八大菩薩之一—普賢菩薩。攝影/新華社 江宏景

圖為一組從墓中出土的紡織工具。專家懷疑，李洲坳當時的紡織工藝已經失傳，就連這組紡織工具的名字人們都已經叫不出來了。

根據1865年造冊的藏品清單，以及收藏者維奧萊勒迪克的文件記錄，上圖這一對金鐘應為1860年英法聯軍從圓明園掠奪而得無疑。但館中更多的藏品只能確定其與1860年戰爭的關系，其圓明園身份則無法確定。

金帶扣出土時，還伴有嵌海貝的皮帶，但現在已經腐爛散落，只剩下金子的光彩永不褪色。

浙江興業銀行天津分行舊址，對面是著名的天津勸業場，支撐起了天津早期金融街的主體面貌。這座大樓和杭州營業大樓的風格接近，均出自當時著名建筑師沈理源的手筆。攝影/高大鵬

A2：黑色琉璃的眼睛，平和而深邃，使佛像的面部籠上一層悲憫之情。攝影/新華社 江宏景

而這張圖這樣只通過針法來實現的圖案也很難被現代人模仿出來。

白玉仕女擺件

麻將形成演變軌跡

這是1992年出土于江蘇省銅山縣茅村的彩繪女俑，與那些面目抽象而動感十足的舞俑相比，她面目清晰、神態寧靜、衣著樸素。她不是漢代形象，而是來自崇尚樸實矯健的北朝，如今也作為重要藏品陳列在館中。攝影／徐艮

浙江興業銀行天津分行地下室的保管庫。攝影/高平、高大鵬

木塔二層的釋迦牟尼、文殊、普賢與兩尊脅侍菩薩像。攝影/新華社 江宏景

經巧手整理后的紗伸展成幾千年前入殮時候的模樣，它是中國考古發現中內棺得到的面積最大的織物。

粉彩梅花仙鶴碗

《游戲奇書麻雀牌譜》（左一），是最早的麻將書，出版于1914年，與《麻雀秘訣》、《麻雀指南》一起隨著麻將的傳播流入日本，受到日本麻將指導者和麻將愛好者的追捧。由于全部都是畫、字結合的書，即使在當時也是很難得到的珍品。《繪圖最新麻雀大觀》（左二）缺少版權頁，據推測出版于1916年。

三層上的四方佛：東方阿（chù）佛、南方寶生佛、西方阿彌陀佛、北方不空成就佛。攝影/新華社 江宏景 立體的成佛圖 釋迦木塔的整體建構，完全是按照《造佛度量經》（大乘佛教中的造佛標準）設計和建造的。塔內各明層內都有塑像，共計26尊。來自臺灣從事佛教事業的賴祥興教授曾向人講解道，整座木塔就是在說一個完整的成佛圖。 當人們經過佛宮寺的天王殿時，就已產生敬畏。踏出天王殿，見到的卻是一片寬敞的廣場，頓時使人心情釋懷。再跨進木塔大門，見到眼前高大、莊嚴、慈祥的11米高釋迦牟尼佛像，就會使人感覺到佛的偉大。 進到塔的第二層時，寬廣感立時在心中浮現(可看到縣城的四周)。四臂的敏捷文殊及大行的普賢兩大菩薩坐在佛的左右前則蓮花臺上，佛坐于中間蓮臺上，右手現“觸地印”，左手顯“禪定印”，佛的后面是兩尊脅侍菩薩。整個構建在告訴人們“說”、“解”與“行”并重的佛理。 在第三層，人們可依序看到四方佛，惟中間一佛未顯(在第五層時才出現)。此層的佛像各種手印、蓮花臺下的坐騎等，都在向人們說：要轉“識”成“智”，棄迷趨悟，最后成佛。 到了第四層，佛的右手再現“施無畏印”，左手再顯“與愿印”，而在二層時還盤腿坐著的文殊及普賢，已變成半坐于站立著的獅子和大象身上的姿勢了，各自一腿下放，意味隨時準備幫佛廣度受苦之眾生。后側左右是阿難及大迦葉尊者。文殊及普賢菩薩的前內則，各有一“蕃人”形象的引童，這意味在爭著領佛到他們的國度弘法。整個佛像構圖到此，在向人們說，從信之后，又進行深入的理解，現在是行動的時候了。 攀上第五層，在“信”、“解”、“行”之后，佛好像在向人們說：以大日如來為中心的佛陀，花開放光化成八大菩薩，展現無窮無盡、不生不滅的法身境界。

圖為一組小巧的紡織工具。

五彩瓷盤

20世紀30年代，中國都市里的廣告招貼畫上，已經出現女子們玩麻將的場面。

木塔暗層結構示意圖

鑲寶石鍍金琺瑯彩海螺 圖為楓丹白露宮中國館中的幾件精美文物，都被列入1865年法國楓丹白露宮中國館的藏品清單。但它們究竟是屬于圓明園，抑或是屬于同時遭劫的其他北京皇家園林，則無從知曉。

現代社會早已出現專門的電子麻將游戲或網絡游戲，使這個游戲突破了必須湊齊4個人才能玩的限制。

2002年6月，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周干峙、吳良鏞，中國工程院院士陳肇元等7位院士以及30多位著名專家，在太原為應縣木塔會診。攝影/新華社 池茂花

圖中這件紋飾復雜的竹梳發現于6號棺，乍一看它是梳頭的梳子，其實它是在盛放紡織工具的竹笥里發現的，應該是用來梳理紡線的一種紡織工具。

2007年榮寶秋季藝術品拍賣會出現的這一對獸面門環，環的兩邊各刻有“乾隆造辦處庚午年制”“長春園玉玲瓏館陶嘉書屋”的銘文，榮寶公司稱之為圓明園內長春園東玉玲瓏館內三間西配殿的遺物。然而就在它們以190萬元的拍價成交后幾天，圓明園管理處就向媒體提出了對這一對門環的質疑，因為2004年翰海公司曾拍賣過一只與其一模一樣的門環。因為購買者與圓明園管理處并沒有直接交流，這場轟動一時的真偽之爭最終不了了之。

慈禧所用麻將。

由于塔身扭曲變形，如今的釋迦塔一次最多只能承受20人登塔，如果游客再多，會使木塔榫卯位移加劇，造成新的隱患。攝影/劉國民

徐國的政治中心在黃淮地區，而在一千多年的時間里，由于與周圍國家之間的（fèng）賻（fù）（以車馬財物贈與喪家）、戰爭掠奪、遷徙以及貿易等原因，被交流到國內其他地方的徐國器物范圍很廣、數量也很多。在20世紀50年代之前，據資料記載就有24件之多，之后又在浙江、江西、山西等地多有發現。主要是日常生活器物、禮器、兵器等，其中“徐王鼎”、“吮兒鐘”、“徐髂尹鉦”、“義楚鐘”、“徐王義楚鋪”、“王孫遺者鐘”、“徐王庚兒鐘”都是有銘文的。這些徐器大部分是徐國晚期(春秋時代)的東西，而徐國鼎盛期在西周，那時候的徐器多已在戰亂中被掠奪、進獻或散失，到目前為止尚不見聞世或發現。 在李洲坳東周墓葬發現之后，考古專家對墓葬周邊尤其是是北潦河的支流南河沿岸進行了調查，發現這里有80余個從新石器時代到東周時期的古文化遺址遍布大小山包，一座30余萬平方米的大型周代城址也奇跡般地被探測了出來。又由于1979年徐國青銅器出土地點與李洲坳同處于一個盆地，因此李洲坳東周墓葬的存在絕非偶然，它很可能是徐國遺民最后歸屬地的一個大型墓葬群的一部分。

上圖這件粉彩霽藍描金花卉大瓶在2007年翰海春季拍賣會上，被馬未都以2408萬元人民幣購得。有美國專家認為其是圓明園遺物，證據是它與海外博物館中藏有的1860年被劫文物器形、工藝完全一致。事實上目前對圓明園文物的身份判定是個巨大的難題。

圖為1979年，在和李洲坳處在同一盆地的李家村出土的徐國青銅爐盤。通過上面的銘文可以推斷它是屬于徐國第三十二代國王義楚的生活用品。

在挪威西部伯爾根城，有一座“實用藝術博物館”，館中收藏著幾千件中國文物，其中甚至有一間專門的“圓明園展廳”。這幅《圓明園海晏堂》銅版畫，就掛在展廳的墻上，它真實地記錄了1860年劫難發生前海晏堂文物的分布情況。按圖索驥，我們才能為那些散落世界各地的圓明園文物找到“出身”。

圖為著名的美國模特伊卡爾·蔡斯（Ilka Chase）在1925年為卡地亞珠寶拍的宣傳照—這個美艷的女人并沒有露出她的面目，而僅僅以纖手佩戴著碩大的珠寶出鏡。她無意中也為另一個東西做了廣告：中國麻將。散亂的麻將牌與珍珠手鏈、祖母綠戒指相互映襯，傳遞出富麗而慵懶的氣息。

這張老照片拍攝的是英法聯軍洗劫過后的圓明園，圖中可見已化為廢墟的安佑宮周圍的幾座華表，今天它們身在何處呢？

圖為1979年與左圖青銅爐盤在同一窖藏發現的徐國青銅盥盤。種種跡象表明，歷經夏、商、周3代的徐國曾經有過輝煌的文明，并且這文明的影響到達了長江以南鄱陽湖平原的修水、潦河流域。

“自從老媽開始打麻將，家里真是亂了套”。這可不是某個郁悶兒子的小聲抱怨，而是紐約歌手埃迪·坎特（Eddie Cantor）為一出音樂劇寫的歌，歌名就叫《自從老媽開始打麻將》。

發現于47號棺外的這張金箔片及其龍紋圖案讓我們更加堅定地將李洲坳墓葬與徐國聯系了起來。

安佑宮的華表后來輾轉分落各處，其中兩座現在就矗立在北京大學西門之內。時過境遷，它們已經成為校園里很和諧的風景，這也算是圓明園流散文物中較為“得其所”的例子吧。攝影／耿藝

當某個事物開始贏得抱怨時，恰恰是對它的普及的肯定。多樣的規則產生了多樣的計分方式，連孩子們都加入了麻將大軍，圖中就是一個兒童麻將的盒蓋圖案。

圖為發現于安徽省蚌埠市雙墩1號墓的圓形金箔飾物（供圖／闞緒航）。二者的形制、圖案與時代都如此相近，徐鐘離國的雙墩也許與李洲坳有著更多的聯系等待我們去揭露。

并不是所有圓明園文物都有上頁華表那般風光的境遇，在北京大學的校園里，像下圖這樣散落的圓明園石構件有很多，更多的則散布在中國各個公園、博物館甚至尋常巷閭里。攝影／耿藝

而1924年的《生活》雜志也沒有忽略這一文化現象。

烈日下，徐長青與考古隊員們正在清理棺表。根據考古探測，在李洲坳周圍還有幾十處古文化遺址等待著他們去繼續發掘，相信不久的將來這里會有更多驚人的發現，也許徐國的終極秘密就在其中。

在北京市北新華街112號的院子內，也許是空間狹小的原因，這一對圓明園石獅子貼著墻邊被“罰站”了很多年。無論應該接受懲罰的到底是侵略者，還是它們失職的原主人，文物們這樣凄苦顛沛的狀況，實在應該得到改善。

香瓜籽：尸體腰腹部出土的香瓜籽為我們傳達了她們死前最后一餐的信息。對瓜籽的進一步分析更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古代中國的生態秘密。

世紀四五十年代的觀水法

西洋樓遠瀛觀南端的觀水法石屏風自1860年遭到破壞后，曾歷經磨難，輾轉流失。我們從上圖中可見19世紀中期的觀水法石屏風被搬走，但中間立柱仍在。1977年，石屏風被追回后，其他構件卻又遺失了。

就算昔日擁有過再多的榮光，在今天的人們看來，圓明園更多還是代表了寂寥和敗落的歷史。夕陽里，含經堂遺址安靜得如一位疲憊的旅人。幾年前，考古工作者在這里進行了文物發掘，上圖這件銅佛像即是在這次發掘中出土的文物。它現在被安置在圓明園管理處。由于遺址原地沒有安放條件，不少和它一樣的出土文物也無法為圓明園復原提供幫助。供圖／北京文物研究所

圓明園文物現狀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