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小偉，成都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1985年開始專注于關公文化，20多年來多次考察海內外關公崇拜各種遺存及現象，現已將關公文化研究所得輯為五冊二百余萬字出版。

“拜關公”與“現代化”

1985年，我因私在香港勾留了幾個月。那里親戚、同學、朋友不少，也有機會近距離觀察香港社會。于是注意到那里“拜關公”的習俗很盛，不但飯館、商場，也包括家庭，甚至一位后來擔任香港著名大學副校長，完全英式教育背景的學者朋友，也坦承他家世代供奉關公。當時香港的“現代化”程度遠超大陸任何一地，尤其是英制教育背景和基督教會對于市民的影響顯而易見，但是為什么還有如此虔敬的關公信仰呢？

按照我個人長期接受的理念，“現代化”與“傳統”幾乎是對立概念。實現“現代化”就必須要摒除“四舊”。香港所見所聞，是我開始重新審視“現代化”與“傳統”關系，以及關公信仰何以在海外普及，并能頑強存續的開始。反觀大陸，原有“縣縣有文廟，村村有關廟”的景象早已無存。以北京而論，元代《析津志》記述有二十多處關王廟，乾隆十年《京師全圖》明確標明四九城內關廟已達116座，堪稱全國最為密集的所在。然而今天即以文物保護而論，北京列入全國文保單位僅有一家民國時期的關岳廟，明清兩代被譽為“天下第一關廟”的正陽門西南關廟，1955年因建汽車站被撤除，最近喧傳北京中軸線建筑復建申遺時，相關部門甚至無人提及。而最早在金代建立，又于元泰定年間由皇帝、皇后捐內帑復建的西四北護國關王廟，49年以后散為民居，至今600平米的院子里擠住進十七、八戶居民。前幾年有攝影師將北京市內原有關廟近照傳上網絡，那一片破敗景象，拆除狼藉，不忍目睹。這種反差令人深思，更該反思的是我們的“現代化”設計中，是不是存在某種根本性的缺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