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古崛起之前，很多人都以為南宋的經濟狀況是當時全世界所有政權之中最好的。最極端的看法甚至認為，南宋政府每年的財政收入相當于全世界各國財政收入的60%。但支撐這一說法的理論依據，大多來自于和平時期的財政收支表。事實上，在連年戰亂的背景下，南宋的財政狀況只能用“捉襟見肘”來形容。要改變這個局面，最好的辦法莫過于與蒙古媾和，以每年二十萬緡的“歲幣”（相當于人民幣1340萬左右）來買一個“和平年代”。這筆“保護費”，如果能換來一段時間的休養生息甚至邊境貿易，應該還是劃算的。但這條路又偏偏被身為“國舅”的賈似道給堵死了。

根據《宋史》的說法，賈似道從公元1246年起便在南宋大軍區出任軍政一把手（京湖安撫制置大使）。不過他的工作主要是利用自己在臨安的人脈，解決駐地軍隊的糧餉和軍費問題。1259年九月，忽必烈進圍鄂州(今湖北武昌)，十一月，進攻鄂州城，身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的賈似道，必須在鄂州城下直面蒙古兵鋒。朝廷從各大戰區調集精兵強將馳援鄂州，在這些沙場宿將的眼中，毫無作戰經驗的賈似道并沒有威望。宋代筆記《錢塘遺事》說，在襄樊戰場上擊敗過蒙古軍隊的襄陽知府高達，一度令賈似道下不了臺。賈似道前往其所負責的漢陽戰區督戰，高達當面嘲笑他：“你一個戴高帽子的能干什么？！”在口頭嘲諷之余，每次與蒙軍交鋒，高達都故意派人去請賈似道出場，并讓部下到他的指揮部門口起哄。對于這場鬧劇，曹世雄、向士璧等其他將領也始終保持著“強勢圍觀”的態度，連日常的軍務也不向賈似道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