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一位朋友和我描述過將來退休后的生活。一位酷愛玩車的說：“開一輛房車，和太太一起周游中國，想停哪停哪。”一位有志于改變中國的說：“要開一輛放映車，和太太一塊兒到農村巡回放電影，用電影支教鄉村。”

友人描摹的老年生活，聽起來都很灑脫、時尚，不像“回家看孫子”這般落俗，頗有發達國家老年人的生活范式。有錢，有品位，不受世俗羈絆，足夠令人艷羨。但是，當我聽到另一種未來生活的描述時，心頭涌起的卻是一股久違的溫情。這位朋友說：“再過兩年，我要帶著全家回老家，開一家書院，教我們村那些孩子們。”

朋友的家鄉，在廣東雷州半島。十幾年前，好不容易才把妻子女兒遷至北京，前幾年又添丁生子，日子越來越紅火。打拼了半輩子，忽然又舉家回遷，前半輩子的路，豈不是都白走了？

朋友這樣回答我：“葉落歸根。我要回去守候我的家族。家族祠堂還在，逢年過節都要祭祖的，母親漸漸老了，需要我們回去接班了。”“那你也沒必要把孩子也帶回家啊，在北京發展多好。”我說。“孩子只有從小接受家族的熏陶，潛移默化的教育，將來才有傳承家族的意識，否則，一定會忘本，忘記祖宗的。”

我默然無語。在他心里，家族、祖宗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超過了他兒女的前程——當然，這個前程，是我們認為的前程。

家族有那么重要嗎？現在還有家族嗎？一定有不少人會問。確實，如今心里還念有“祖宗”二字的人已不多了，家族早已分崩離析；家，更是變得越來越小。子女們期盼的無不是遠離長輩，過二人世界。即便老了，也是老二人世界。或者干脆就是一人世界——進養老院，哪有什么可傳承。

我曾經對家族的存在與否也毫不在意。但是最近當我接近它、研究它時，卻忽然感受到它的珍貴和價值。毋庸諱言，傳統的家族聚居生活模式有不少弊病，比如壓制個性。但是，它的好處，也是顯而易見的——舉家族之力，照料每個家族成員。這個照料，可不僅僅只是噓寒問暖而已，而是保障基本生活條件和人生教育。

現代著名教育家蔣夢麟在他的自傳里，描述過他的家族生活，那是一段溫暖人心、按部就班、傳承有序的鄉村歲月。

蔣夢麟的家鄉蔣村，離杭州灣約20里之遙。從蔣姓遷入余姚的始祖算起，到他是第十五世，已五百多年。500余年來，蔣村看到了元朝的沒落、明朝和滿清的興衰。朝代幾經更迭，而蔣村的生活，依然故我。

由于自然條件良好，村民生活得和平而滿足，沒有貧富之差，善惡也自有公認的標準——“萬惡淫為首，百善孝為先。”商業往來，講究一諾千金，欺詐之人會受到親朋的唾棄。村里的事，交由族長處理，不需外界干涉。田賦則由地主送到離村20里的縣庫去，糧吏從不必來村子里，以至于老百姓根本不理會官府的存在，正是“天高皇帝遠”。除了崇拜祖先是必須之外，村里人想信什么信什么。然后該過節時過節，該過年時過年。

蔣氏有一家廟曰“四勿祠”。奉祠的是宋朝時當過御史的一位祖先。何謂“四勿”？就是《論語》里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句話。不過這位御史公把這四勿改為勿欺心，勿負主，勿求田，勿問舍。這就是蔣家自古流傳下來的治家格言。身為蔣家子孫，走進家廟，大概就會想起祖先擬定的“四勿”來，進而聯想到《論語》的四勿。這種教化，就是潛移默化，且根深蒂固，代代相傳。大約可以這么說，只要家廟在，“四勿”就在。

這就是蔣氏的家族環境，蔣夢麟的童年環境。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一個人的童年和少年的可塑性最大，因而家庭的影響往往也會伴隨終生。后來中了秀才、留學美國、又一度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蔣夢麟，如此評價自己的家庭影響：“大致說來??是良好而健全的。”

由于家族是個集體，維護集體利益、形象，就成為家族首要問題，因而與之配套的家訓、家規、家風、家學等等家族的管理與教化，都應運而生。我翻閱過很多家族的家訓、家規，發現中國人寄予子孫的期望，其實大同小異，核心都是儒家所倡導的仁義禮智信。比如出了7個進士的翁同家族的家訓只有三條：耕、讀、忠厚；韶山毛家的是：培植心田、品行端正、孝養父母、友愛兄弟、和睦相鄰、教訓子孫??我想如果人人都能遵從，不僅家族安寧，構成的還會是一個和諧社會。而這其實也是古人看重家族的原因之一——由家而國，即孟子所說的“推恩”思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

從這個角度想，家族就像一所大學校，那么既是人才培訓基地，就需要人去維護和傳承。此時再看“不孝有三，無后為大”這句話，還真是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