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
尋找理想國
發布時間:2014年05月23日 文章出自: 作者: 高曉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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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的大理近些年來正在發生神奇的變化,在人們的印象中,大理指的是作為大理白族自治州政治中心的下關鎮,以及作為旅游中心的大理古城。而現在,原來在蒼山洱海間的條狀大理,正在被環繞著洱海的圈形大理所替代,這一切變化都是外來移民帶來的。他們的到來,改變了大理的范圍和重心,形成我們本文所指的、環洱海的“大理”。
外來移民并非大理的新鮮事,自然環境的形勝和本土白族文化的獨特性,使大理成為桃花源、理想國的代名詞,一直吸引著外來游客——早在明代,路過此地的著名地理學家王士性就給了大理至高的贊譽:“樂土以居,佳山川以游,二者嘗不能兼,唯大理得之……雪與花爭妍,山與水競奇,天下山川之佳莫逾是者。余行海內遍矣,唯醉于是,欲作菟裘,棄人間而居之?!倍l生在最近十年內的移民潮,是大理幾次移民潮中聲勢最為浩大、(目前看來)影響也最深遠的一次,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攝影師、探險者、歌手、詩人、環保者……在周游世界之后,紛紛選擇定居大理。

從空中俯瞰,大理的形狀像一根略微傾斜的法式長棍面包,南北狹長、東西窄短。這個形狀,是由蒼山和洱海的走向決定的——南北向的蒼山像一道高聳的、鋸齒狀的屏障,自最西邊將大理圍住;同樣南北狹長、東西窄短的洱海,則像一道縱臥在大理中心的中軸線,將大理一分為二:
中軸線西邊,是位于洱海西岸和蒼山山麓之間的大片平疇沃野;中軸線東邊,是洱海東岸以打魚為生的村落。蒼山和洱海的走向使大理在東西方向封閉,但在南北方向開放,北至麗江及西藏,南往昆明及東南亞。所以傳統意義上的“大理”,其實多指中軸線西邊一帶,但是外來移民的到來,改變了“大理”的范圍和重心,他們沿著洱海四周,以及洱海中的各個小島上,紛紛建立起自己的根據地,形成我們本文所指的、環洱海的“大理”。攝影/謝罡





他們這樣形容大理:“這里就像一個小紐約,不是外形,而是內在氣氛”;“這里遠離社會體制,呈現了很自由的狀態”;“除了蒼山洱海,這里有一群有意思的人,走在街上,到處都是朋友”……然而,在民間人士以個體身份自主遷往大理之后,商業的集團勢力也接踵而至,無數房地產商和商業集團蜂擁而來,正在制造一個過度商業化的大理。人們關于大理理想國的幻夢是否要破滅了?

今天,被過度闡釋的大理已經逐漸失去了它的平靜。外來移民買房子、遷居鄉野——但同時也要享受城市生活的品質,抽水馬桶、席夢思與陽光、山水一樣重要。
新移民和游客帶來外來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同時,還有開發商的注意力,大量的商品房和客棧開始聳立在蒼山下、洱海邊。
一時間,房價和租金的飆升打破了相對穩定發展的居住與商業生態,從2013年人民路上連續發生的毀約事件開始,各種矛盾頻發——保護與開發、外來文化與本地文化,市場這張看不見的大手在重新提醒人們游戲規則。

大理古城:外來移民的新危機
出下關機場,沿洱海環海公路兩旁的房地產廣告牌上充滿了“傳奇”、“山水”、“海景”這類誘人的詞語。抬眼就望得見青黛色的蒼山,與洱海相依。這里自古就是宜居之地,先后孕育了南詔與大理的獨特文明,并形成今天白族居住地的核心文化圈。元明以后,大理一帶納入華夏版圖,但依然保持了獨有的文化信仰體系和鄉土中國的特色……近些年來,隨著環境與氣候的影響,大理漸漸成為國內移民熱點之一?!都~約時報》在2013年末的一篇文章中,報道大理成為中國大陸“氣候難民”的避難地。湊巧,在我抵達大理的十來天里,在內陸突然出現了一場蔓延長江中下游的霧霾,范圍之廣、濃重如夢魘,前所未見——這提醒人們關于城市生活的美好幻夢破滅了——“逃離城市”與“有品質的居住”再度成為時代的主題。
由居住在大理的藝術家葉永青主持的“大理下午茶”也敏銳地捕捉到這一議題。大理文化實際上是本地人與新移民共同完成的,葉永青說:“長期生活在這里的人,慢慢獲得了對當地文化知識的影響,也看到了問題所在,也參與到改變和實踐中。一撥一撥的新移民來到大理,參與并改變著大理城的生態、文化和樣貌,而大理人也在這種交流與融匯中,學會了制作意面、披薩、蛋糕……”
參與大理下午茶會的多半是新移民,他們首先開始質問,自己到底算不算是一個“大理人”,并試圖在他們之間找到一種一致的價值觀或認同感——這樣的發問并非空穴來風。2013年,大理古城人民路上連續發生的毀約事件,激發了新移民身份的危機。更有錢的人來到大理,打破了相對穩定發展的居住與商業生態。房價被炒到天價,一下子七八倍乃至近十倍的漲額令租客難以承受。然而這并非一個地域化的議題,而是一個中國進程的普遍問題。房地產的火爆使環洱海一線脆弱的自然與人文生態面臨許多問題。然而開發還在繼續,由于利益的驅使,城鎮化政策正在快速推進,機場附近的新樓盤熱賣中,國際七星級酒店、全球頂尖度假村與七個高爾夫球場將入駐蒼山洱海,這就像是一場大衛與巨人歌利亞之間的對抗。
大理——這個理想國還會持續多久?

大理的文化其實是一種生活的文化。隨著在文化、藝術與人生各方面有成就的人來到,形成一種不僅僅可以很自由的生活,而且是一種很文化的生活。大理之豐富多元自古如此,融匯與變通是其久遠以來的歷史主題,在今天面對國家與市場兩種外力左右之際,新移民作為主要推動力,一方面為大理帶來創造力,另一方面也帶來浮躁與喧囂。
鳥吧主人榮潔: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產生矛盾的同時也發生著融合
2012年對于鳥吧女主人榮潔來說,是難忘的一年。鳥吧是人民路上的第一間酒吧,有一個很大的庭院,晚上大家圍著篝火喝酒,聽各路好手歌唱,溫暖而快樂。幾年前,由于房東停止租約,鳥吧被迫關門。前兩年,榮潔在鳥吧對面租下一間老宅,準備開一間咖啡廳。沒想到這是一間危房,在榮潔動手開始裝修的時候,房子倒了,簡單的裝修變為推倒重建,之前的所有計劃需要重頭再來,榮潔感到壓力很大。

鳥吧女主人,在大理生活14年, 她開的鳥吧酒吧曾是大理古城人民路上的第一間酒吧,她見證了大理古城這十幾年的變化。
“在大理旅游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有一些必然的矛盾存在于發展與保護之間,商業與文化之間,是需要本地人與外來人共同努力去解決的,因為是我們帶來外來的文化?!睌z影/楊俊坡
榮潔開始意識到,在大理旅游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有一些必然的矛盾存在于發展與保護之間,商業與文化之間,是需要本地人與外來人共同努力去解決的,“因為是我們帶來外來的文化,在過去的十幾年里這些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產生矛盾的同時也發生著融合”。
榮潔拿著圖紙,向古城保護管理局(簡稱古保局)解釋她想蓋一間什么樣的房子。在新房的建筑風格及材料使用上,她和朋友做了反復的商量和取舍,最終決定放棄使用建筑成本較低的磚混結構方式,而使用較高成本的白族傳統木結構來建新的鳥吧咖啡館。在跟古保局領導提出申請后,得到了他們的理解和大力支持。



大理的民間有“窮大理,富喜洲”的說法,據社會學家梁永佳分析,喜洲商幫的興起有時代背景。上世紀初,隨著新興工業國家的貿易需求而興起中國西南—緬甸—印度交易體系,喜洲正好位于古老的茶馬古道與新開通的滇緬公路上,老馬幫龐大復雜的關系網煥發了新生;洋貨和玉石成為新興市場的重要貿易品,而鴉片貿易很可能帶來了第一桶金。攝影/葛藹

后來榮潔開始著手蓋房子,她找到董師傅——這個優秀木工每天只能做些小木凳賣錢,幾乎要放棄他的手藝了。在蓋房子的過程中,榮潔接觸到的不只是建筑學,還有一整套的禮儀。木結構的房子各個部件事先完成,在起房那天,工頭站立場中如大將軍,指揮人們立梁柱,拼接卯合。一天之內,空地上立起了一座房子的骨架,之后還有一系列傳統鄉俗。
在與古保局領導談及古城白族傳統民居的保護現狀時,榮潔流露出想對現有民居做些更深了解的意愿,工作人員為她提供了一些老房屋的資料,就這樣榮潔開始走街串巷拿著小DV去拍拍老房子,聽老人們講講故事。機緣巧合,她找到了一棟150年的老房子,經過百余年的風雨這棟房子還保留了大部分的原貌,雕梁畫棟,雖然部分剝落,但神韻猶存。跟房東多次溝通后,榮潔找來幾名木匠師傅,開始做一些基本的修復。
在與手藝人的合作中,榮潔進一步發現,所謂傳承是一種變通?!岸瓗煾祵鹘y的榫卯技藝很了解,樂于和你分享,他也享受做的過程,最重要的是他身上有學習和變通的需求”,這給榮潔帶來某種領悟,“這也使我想,為什么傳承斷了,因為幾十年前和現在的認識、環境都是不一樣的,需要去應變,傳統的傳承不僅僅是簡單的手藝傳承,更重要的是內在的傳承?!?/p>

喜洲與大城:
鄉土中國的縮影
無論榮潔還是董師傅,都會面臨一個問題:哪個大理是應該回歸的原點?如果今天我們在大理城尋找一個節點,會是哪一個?是新修的武廟,是古城的天主堂(精美的木工梁柱堪稱白族建筑經典),還是在白墻描畫山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被當作白族民居特色標識的白墻山水畫,據葉永青考證,不過是1980年由河南省古建隊依照《芥子園畫譜》設計的仿古標識,一種偽造,一個矯飾!那些構成今天“古城面貌”的仿古建筑,常常同時承擔了商業街功能——鑒于這被有意無意壓縮、被快餐化和消費化的大理,葉永青呼吁人們“回到常識”,找回那個真實的大理。
人類學者的著作為我們提供了關于老大理的記憶。在《五華樓》這部人類學著作中,澳大利亞人類學者費子智(C.P.費茨杰拉德)描述了一幅20世紀30年代大理的田園風光:“云南南部處于熱帶地區,但是民家(白族)所處的位置是在北緯25度,剛好在熱帶之外。高海拔地形減弱了夏日的酷暑,而亞熱帶的氣候使得冬天變得溫暖和陽光充沛?!边@是大理為何冬不冷夏不熱,適宜人居的原因。古老的大理發展出精耕細作的農業,農田在這里顯得珍貴。自海邊到山腳,大理城被田野與鄉村包圍著,這平壩上的土地如此珍貴,以至茶馬古道繞開田土,寧愿走經蒼山腳下的崎嶇山路。
至于古城,“主要的作用是給農民提供了一個集市和充當農業所需的產品分配點;給富裕家庭一個有安全保障的居住環境”。城中的居民許多在周邊有田產,“住在城里的民家實際上是農村土地的擁有者。當有錢商人投資土地時,他們也成為村中地主與高利貸者”。在這幅圖景中,大理被農田包圍,古城居民與土地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構成了費孝通筆下的鄉土中國的縮影,先后有多名人類學學者以大理地區為中心展開調研。

在鄉土大理中,喜洲歷來被認為是其中的典范。人類學家許光(著有《祖蔭之下》)把它當作傳統中國社會(而非限于民家——白族前身)的典型來研究。喜洲保持了傳統中國社會的宗族關系、大家庭模式、父慈子孝的儒家觀念,以及豐富的民間信仰體系。很多年后,當社會學學者梁永佳(著有《地域的等級》)來到喜洲時,依然能看到一個相對完整的民間社會體系,包括圍繞著本主與非本主信仰形成的蓮池會、洞經會、圣諭堂等民間組織,復雜而多元。
上世紀初,喜洲商幫勃然興起。許光在著作中記錄了喜洲繁盛時的狀況:大型商號“至少有兩家,就其規模而言,可以與天津或上海的大商號相媲美。這兩家公司在昆明、上海、香港、仰光、海防,甚至更西南邊的一些城市內都設有分公司”;“當地一些家庭的兒子到北平、上海、香港、印度支那,甚至日本、美國讀書,帶回一些新的思想、生活方式”;1936年,旅滬喜洲人就辦了一本名為《新喜洲》的雜志,當年5月,12對青年在喜洲大辦集體婚禮,由鄉紳和縣區官員出面主婚。
隨著抗日戰爭的爆發,國民政府、機關、學校大批遷往西南,1939年4月,私立武昌華中大學搬遷至喜洲,知名學者羅常培、潘光旦、費孝通等先后訪問喜洲。物質的豐盛、各種外來思想的撞擊與交匯,造就了喜洲社會的劇變,與那個大時代的背景相符。許光在《祖蔭之下》的結尾寫道:“隨著新的法律、社會結構、意識形態、新的人與人之間的行為關系的價值在一百年前開始更為有力地破壞傳統性的中國家庭和親屬結構的時候,父子同一關系的模式,影響社會變動性的傳統因素將逐漸減弱(雖然很難徹底消滅)。傳統的方式究竟能夠在多大程度上適應新的要求,這兩者究竟怎樣才能有效地結合以達到平衡,我們只有讓時間來說話了?!?/p>
今天,喜洲商幫已成往事,只留下幾座精美豪闊的大院,穿行其中,令人不禁感嘆,這華美的徽派風格建筑、雕梁上的故事,與中原鄉村漢族文化何其相似!雄踞一時的南詔與大理古國遺風何在?

閱讀有關大理的文獻,我吃驚地發現:在普遍被開發、被抒寫的廣大地域中,大理的歷史充滿了混亂與爭論,包括被政治反復涂抹的“過去”與改寫的“未來”。明朝,鎮守云南的沐英實行了滅絕性的文化破壞,“在官之典籍、在野之簡編,全付之一炬(《沐英傳》)”,保留的土官也實行土流同治。清代繼續推行同化政策,推廣道教,宣講圣諭,興建文昌宮——今天我們幾乎在每個白族村莊都可以看到的文昌閣,就是這一“文化統一政策”的結局。
生活在洱海東岸挖色鎮大城村的王富,在過去三十年間走村串戶,調查白族歷史文化,以一人之力寫了一本地方史志《魯川志稿》(魯川為洱海東岸挖色一帶的古稱)。據他考證,魯川一帶是洱海地區白族本土文化發源地之一,創造了白族早期魯白文化。明朝,魯川一帶世居大姓持續受到重用,大城顯赫一時,并自此一直延續到民國初年,隨著它所依附的封建科舉制度的消亡而隨之漸漸衰落下去,才被喜洲的興盛所代替。
我在大城村王富先生的老宅中見到他。老宅院中蔓延的荒草,與整個村子的衰敗景象相應,然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村子的街巷深處時不時閃出一座用青磚與條石建成的高大門樓。比起喜洲的大院來,大城村建筑的徽派風格更為濃厚。最具特色的院落當屬“九院三品四間房”,里面住著張王大小三姓,結構上以三院一組成品字形構成,以提示互相扶助敬愛之意。聽王老講這些院落的故事,個個精彩紛呈如人生百態,維系著鄉土社會的人倫及民間信仰卻早已在近現代的社會巨變中被徹底摧毀。古語“禮失求諸野”,如果連鄉村都已經禮崩樂壞了呢?


白族,云南民間學者,對涉及南詔大理的古代典籍《蠻書》、《滇釋》等都有深入的了解,現在致力于白族歷史文化的收集和研究。
“大城村是白族文化的代表地之一,文化積淀厚重,歷史上出過許多名人,建筑也保存了100多年,至今完好。如果要搞旅游希望能適度開發,別把白族文化都丟掉了?!?br>攝影/楊俊坡
一派喧囂屏蔽
的背后,禮儀還存諸野嗎?
在大理古鎮和雙廊面臨商業開發所帶來的劇變時,喜洲和大城卻仍保持了傳統中國社會的宗族關系、大家庭模式、父慈子孝的儒家觀念,以及豐富的民間信仰體系。在中國城鎮化進程中,鄉村被掏空,根植于鄉村的文化逐漸流失,但鄉村建設一直為文人和社會學者所關注。余世存新書《家事》,土家野夫在四川德陽市羅江縣做農村調查,以及連續兩期以新鄉村建設為主題的《碧山》都把關注焦點與實踐方向放在了基層、家庭、鄉村與民間。如同喜洲張家的女婿梁漱溟所致力的鄉村建設被日軍侵華終止一樣,喜洲乃至整個中國的鄉村在這個時代背景下都不能幸免。古語“禮失求諸野”,如果連鄉村都已經禮崩樂壞了呢?

白族,云南民間學者,對涉及南詔大理的古代典籍《蠻書》、《滇釋》等都有深入的了解,現在致力于白族歷史文化的收集和研究。
“大城村是白族文化的代表地之一,文化積淀厚重,歷史上出過許多名人,建筑也保存了100多年,至今完好。如果要搞旅游希望能適度開發,別把白族文化都丟掉了?!?/div>
“四十英尺”:
用理性撕開鄉村的外表
在過去幾年時間里,王丹與陳真只干了一件事,就是蓋了一間名叫“四十英尺”的房子。這座房子位于大理古城西面的大紙坊村唯一一片樹林掩映中。赭紅色的外墻,結構簡約、低調,不遠處就是一塔寺。建筑的設計精確考量到周邊的景觀、太陽運轉的時間與方位。赭紅色外墻貌似與白族民居無關,但葉永青說,早年這一帶有很多土坯房,由于所用泥土的關系,呈現出的就是這種色澤。
王丹和陳真的蓋房之舉,還有一層深意,用王丹的話,“我們想做一個人本身的活體實驗”——這件事情是以理性的方式一步一步設計出來的,他們的目的是體察中國的鄉村。在北京生活與工作期間,王丹與于建嶸、土家野夫、余世存過從甚密,他們對新鄉村建設、中國基層民間的關注與實踐,對王丹和陳真影響很大。在這一背景下,“四十英尺”以個體為樣本的實踐就容易理解了。



大理是王丹和陳真篩選出的實踐地。在幾年時間內,找地方,找房東,找工頭,簽合同,設計房子,毀約,重頭來過——這個過程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復??偸窃谌f事俱備、準備破土動工的那天,房東撕下臉皮毀約,他倆前后經歷九任房東。
事情之難,在于王丹與老陳的設計中,房東是很重要的一環,“我們先觀察他是什么樣的人,再反思我們要做的事在他家合適不合適。”這種對理性的偏執撕開了鄉村外在的面貌,“你會發現所謂的禮崩樂壞,在哪個環節脫鉤了?!?/p>

沿著洱海120公里轉了一大圈,倆人最后還是回到古城邊的村落。蓋房子的過程完全依照本地人風俗,每澆一層樓板,就要請村里人來吃一頓,最后澆頂。動土時有儀式,安龍謝土。“在這套儀軌中,新房先請神住,所以你會對房子產生一種敬畏?!蓖醯ぐ焉w房子的過程都拍照記錄。房子結頂的一天,按本地規矩,要喝一回大酒。她把之前拍的照片沖了一百張,掛在廳里,辦成一個小型工地影展。
由于房子蓋得好,房東開始把倆人當一家人。清明,房東特意請他倆一起上墳,轉一塔,拜蒼山神祠……家事也請他們調節。房東兩個兒子要分家,連房東分三撥各自來找王丹和老陳,所分的這份家產就是“四十英尺”。
不出變故的話,這項實踐會持續20年——這是他們與房東簽訂合同的期限。不過誰都說不準。野夫送他們一副對子:“樽前兄弟三岔口,花畔夫妻十字坡?!?/p>
雙廊:
面對劇變,是積極應變
還是固守傳統?


藝術家,2008年從上海定居雙廊,創建了農民畫社,在北京、杭州等地展覽雙廊村民的畫作,并參與創辦了《雙廊雙廊》雜志,報道當地村民的生活和文化。
“我不太擔心雙廊未來的發展,如果是村民自己建的房子,不合適可以拆了重建,鄉村可以自行調適,但如果是政府與地產商的大規模開發行為,那就沒辦法回頭了。”
攝影/楊俊坡
商業開發帶來了利潤,也讓民間生活形態發生了改變
城鎮的普遍發展規律是由中心向外發散,而與大理行政中心下關鎮一海相隔的雙廊,卻成為商業的后起之秀,借助蒼山洱海的景致吸引了許多人來建客棧。雙廊的發跡是源于政府的開發政策和楊麗萍的名人效應,最初那里只是個小漁村,政府為了開發洱海西岸,將雙廊作為旅游示范點,在旅行社的線路設計里多了雙廊。后楊麗萍名聲大噪,她的故鄉雙廊再一次進入大眾的視野。在環洱海的村鎮中,雙廊的變化最為劇烈,海濱已經沒有空地,更多的客棧在興建。酒店越建越高檔,動輒一晚三四千已經不稀奇。商業開發帶來了利潤也帶來了浮躁和喧囂,特別是它影響著年輕人的生活、習俗、消費習慣。雙廊的民間生活形態正在被緩慢地改變,維系著鄉土社會的人倫及民間信仰卻早已在近現代的社會巨變中被徹底摧毀。
在環洱海的村鎮中,雙廊的變化最為劇烈。2009年我來雙廊還沒幾家客棧,今天再到雙廊,海濱已沒有空地,更多的客棧在興建,滿街都是電鋸、打磨機的馬達聲。
在這嘈雜之中,沈見華的白居鬧中取靜:院中夏天的水池排干了水,放上桌椅,他于花架下一邊喝茶一邊指導徒弟用功。玉青用了六個月的時間把一幅農民畫制作成玻璃畫,剛拜師不久的楊希文還在進行學畫的第一步——畫格子,這都是需要極其專注靜心的。整個畫院的狀態都是這樣,具有禪定的氣氛。事實上,除了畫畫,禪定與書法也是他們每天的功課。
沈見華是一位來自上海的藝術家,2009年在雙廊蓋了“白居”小院。有一天,村里79歲的王秉秀來找他,請他幫忙申請低保。沈見華說,你是黨員,不好和人家去爭。不如這樣,你跟我學畫畫吧——這是農民畫社的緣起。白族婦女天生對色彩與圖案有感覺,她們手中不離刺繡,完成的繡品色彩絢麗、圖案繁美。沈見華說,不用教她們,只要把顏料架擺好,教她們調顏色的方法,她們會自己去選顏色,自己構圖、布局。
光旗奶奶、老外婆、文麗媽和小雙娘閑了都來畫社里畫畫,她們的作品先后在北京、杭州等地辦了畫展,大多作品都被收藏。先學攝影后學畫畫的定龍,現在是農民畫社的社長。沈見華還讓他拜師學習經商,老師是從廣東來雙廊開酒店的亮哥,亮哥打算把農民畫開發成禮品來出售。這些是沈見華為農民畫社做的長遠布局。

圖為沿洱海一側的雙廊,為了記錄和呈現雙廊的現狀,攝影師乘船將大約3-4公里長的沿岸從頭到尾拍了一遍。拍攝并不復雜,但后期拼接耗費了大量的精力。由于圖片過長,為了能讓大家看清細節,我們也只好采取拼接的方式。從圖片中可以看出,雙廊沿洱海的一側基本上是建成或是在建的客棧。有游客形容雙廊是個大工地,滿街都是電鋸、打磨機的馬達聲。而雙廊的資源也并非均等,靠海邊的人家多少靠租金改善了生活,而雙廊“魚骨形”街道靠山一邊的住戶生計還是不易。攝影/大圖
沈老師邀請我客串一下《雙廊雙廊》農民畫報的記者——這是我很喜歡的一本雜志,由沈見華、八旬與楊麗萍發起,報道雙廊村民的生活與文化,它讓人想起了1936年在喜洲辦的雜志《新喜洲》,在鄉村成為被看的對象后,辦畫報可以帶給村民自省的視角,帶給鄉村一種理性的審視、一份記錄和檔案。大建旁村的一位中學老師表達了他對這份畫報的理解,“十年二十年后,人們再看這份畫報,會感到它的重要性。”
在我客串記者的幾天時間里,玉青和楊希文帶著我接觸了一些村民、一些事、一些原本對外來者封閉的場合。簡要描述一下我所接觸的有限的鄉村側面:雙廊傳統民間風氣猶存——如老人葬禮上“鄉評”一會,為傳統道德規范約束的方式,這是鄉土社會的特色。然而這種禮俗社會隨著社會結構的被打破,其存在的基礎也將面臨崩解。大理一帶相比其他地區“農村空心化”的情況并不嚴重,但并不說明沒有危機存在。特別表現在年輕一代的生活、習俗、消費習慣在劇烈地改變。傳統民間起作用的一些組織中,蓮池會限于中年以上的婦女,洞經會與圣諭堂雖然還散布在各村,然而對于年輕一代幾乎沒什么吸引力,更不用談影響,特別圣諭堂早已沒有存在的基礎(宣講圣諭),洞經會所談演的“因果”、“性理”,并雜糅“五行”的學說怕也很難再產生影響力。
雙廊鎮上的年輕人多半在建筑工地上打小工,年輕人把苦惱藏在心里,逃避的方法常常是上網、玩游戲——小鎮酒吧里不乏娛樂生活,游客常去的酒吧每天都演出到半夜,但那種高消費把他們隔絕在外。在這群人中,跟隨沈老師學習的幾個弟子表現出明顯不同的氣質,他們愿意表達,對生活各自有了些想法,對未來有所期望。沈見華希望玉青把農民畫做成彩色玻璃,這可以成為一門手藝,并帶來經濟效益;楊希文的發展方向是石雕藝術品;定龍除了管理農民畫社外,這次又前往景德鎮學習燒瓷技術,未來農民畫社要搬去山上的伙山村,并在那里建一口窯,把農民畫家做的雕塑燒成瓷器。
雙廊的民間生活形態正在被緩慢地改變,是積極應變還是固守傳統,這是擺在每一個人面前的問題。值得敬佩的是沈見華,用他的藝術、他的沉穩影響著周邊的人,教會他們從細節入手,就像畫格子一樣,一絲不茍地做好每一件事情,無論巨細。而他心中的布局可能影響深遠,出路就在這些年輕人身上。


人民路的“佛羅倫薩”
我回到大理古城,從人民路下段沿街向上走,身后是洱海方向,面前不用仰頭就看得到蒼山——我想起這個方向也是傳統大理鄉民走向祖蔭的道路,那里有一個看不見的傳統的空間分區:水邊是鬼魂去處,山腳是祖先的墳冢以及神王的居處,只有中間這平地是大理鄉民和他們的良田、屋宇所在;隔一條街,每天清晨,一隊隊的游客在導游的帶領下,沿洋人街下段也是向蒼山方向穿城而過,在公路上乘車趕赴下一個景點——傳統空間隨著新的生活方式在改變。

古城人和新移民還是偏愛人民路。人民路上保存了大理最完整的一片老房子,沿街兩側鱗次櫛比,排列著米線店、包子鋪、咖啡館、書店、藥鋪、工藝品店、書店、果汁攤、文具店、饅頭鋪、素食館、茶葉店、酒吧、牛排館、西餐店……——如MCA酒店的藏族老板尼瑪多吉說:“人民路有全世界,我給你提供面條,他提供餛飩——生活就應該這個樣子?!?/p>
尼瑪多吉應該是大理最早的經營者,他的酒店接待了最早一批全球旅行者,他們帶來的生活方式與旅行文化,有點嬉皮和“達摩流浪者”的味道,倡導身體力行,適度的消費——種種理念與行為至今仍然有其值得效仿的價值。尼瑪大哥的MCA酒店一直保持著與之相應的簡樸、干凈、溫暖的格局。
早年尼瑪曾用心經營過人民路,為了不讓政府把它規劃掉,為了不讓開發商進入,他全心全意地幫助新移民開他們夢想的小店,勸說老百姓不要把房子賣給開發商,為了人民路保持它的“創意性、生活性、多元性”。與葉永青的見解相同,尼瑪認為新來的移民在增加大理的多元化,帶來創新的活力。
尼瑪格外關注的是另外一種現象:“當我在深入地解讀意大利佛羅倫薩文藝復興,我們非常認同大理就是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佛羅倫薩,佛羅倫薩當年的環境條件與大理非常相像,周圍都是鄉村,只不過佛羅倫薩有資產階級的新生,推動文藝的創新。現在大理非常具有創新力,再加上各個方面的名流、各個行業的精英與大師相互融匯在一起?!?/p>
在尼瑪看來,生活與交流就是一種新的文藝復興,他正在通過文字、網絡與多媒體來訪問藝術家,他相信這樣積淀幾年,人們就會看到新的文藝復興的啟蒙。“……當然與佛羅倫薩的是不一樣的,因為它跨越了工業革命”,尼瑪如此闡述他的理解,“而我們有多元化、自由化,從人到婚姻、家庭、思想等,特別有意思?!蹦岈斦J為若干年之后,大理會被西方人接受,因為在歐洲很多國家的城市和地區是缺少創新的,恰恰人們能夠接受的是大理這種文化的創意,這種創意的后現代特色很強,比如拼貼、涂改、重新設計和裝修老房子……


“如果你沒有創新的活力,一個城市就會死亡?!蹦岈斂偨Y道。
十幾年前的一個9月,我第一次到大理,從三月街一直爬到接近蒼山頂峰的地方,站在積雪覆蓋的地方眺望,整個大理完全被一片綠色的田野所包圍,與洱海泛漾的水光相應和,潤澤著滿目鄉野風貌。十幾年后,這幅景象已經大為改觀,而在景觀改變的背后,隱藏著更深刻的社會危機:傳承中斷、人心浮躁、文化流失……然而無論是新移民還是本地的知識分子,依然不乏自省能力,少數行動者以涓滴之努力,挹注于貧瘠的鄉野,孕育新生與復興的種子。如同葉永青在第三期《雙廊雙廊》的前言中寫道的:“烈焰熱浪過地之處,尚有草根留存,一派喧囂屏蔽的背后,禮儀乃留存諸野!”


上圖攝影/趙渝
下圖攝影/謝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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