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先生在黃土方面的研究，用一句話來講--就是化災難為神奇，跟劉先生出野外那是一種享受，就是你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很多在書本上、課堂上是學不到的東西。我們私底下就說劉先生簡直是個超級老頭，一百年出一個。
 

如果沒有中國的黃土這樣一個記錄，那么人們對這個時期地球環境變化的歷史，特別是陸地上環境變化的歷史，就知道得要少很多，而這個功勞應該歸于，劉先生和他領導的研究隊伍。
 

劉東生是我國黃土研究方面的專家。在半個世紀的地學研究中，他建立的黃土'新風成說'，平息了170多年來黃土成因的風成與水成之爭；通過對古土壤的序列研究，向四次冰期提出挑戰，經過3年的時間，他總結出環境變化的多旋回理論，成為古環境研究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劉東生完成了到現在為止，全球惟一完整的陸地沉積記錄，使中國的黃土成為認識全球變化的一把'鑰匙'。這位被稱為'黃土之父'的老科學家65年前，就讀于一所著名的學校，西南聯合大學。
 

劉東生：我記得在八十年代的時候，碰到一個美國科學家，他專門研究說，西南聯大八年為什么出了這么多人才。我想其中有一條，是一個敢于為天下先的這種精神，敢為天下先的精神是一種什么精神呢？我覺得是一種自信的精神，也可以說是我們民族的自信的精神，對于我們這些學生，后來不管是做人，不管是做科學工作有很大的作用，所以這方面來說，也是我們黃土的研究繼承一種自信的精神，敢于和世界上研究黃土工作的（ 人）來共同比較、來努力，就是這樣的。
 

1942年，劉東生畢業于西南聯合大學地質系，他師承中國地質調查所著名科學家楊鐘健進行魚化石研究。但是劉東生一直的夢想就是成為一名地質勘探。1954年，國家提出治理黃河，進行水土保持工作。當時37歲的劉東生決定離開古脊椎所，去從事沒有人愿意做的黃土研究。到現在50年過去了，他始終沒有改變自己的這一志向。
 

劉東生：比方說，黃土對我們地學研究的人來說就好像什么呢？像一個畫家，雖然說是幾個顏色，紅、黃、藍三個顏色，就是這三個（顏色），但是在不同的畫家手里他可以畫出來'蒙娜麗莎'這樣不朽的杰作，也可以畫出很多其他東西，所以我們雖然是一個搞黃土的，但藝術家追求的是一些情感，而科學家追求的是智慧，所以我們在追求卓越、追求新的發現來說是一樣的。
 

在劉東生看來，黃土就像一部神秘的天書，每一層都蘊含著一個地球故事，為了讀懂這些故事，他走遍了每一寸有黃土的地方。但是一次野外考察的疏忽，成了他一輩子的遺憾。
 

劉東生：在陜西藍田，我們晚上六點鐘，天已經黑了，走到一個地方，看到上頭有骨頭的化石，而且是獸類的或者什么的。我說：'哎呀！太晚了，下次再來吧。'可是下次就沒有來。第二年古脊椎所的同志到那個地方去發掘，就發現了藍田猿人，那是我們中國最老的一個猿人，我們就失去了這個機會了。
 

我記了一句話就是說，一個地質學家在他工作的時候，要考慮以后沒機會再來了，所以一定要把這個地點做得詳盡無疑，不要有遺憾。 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就是說什么呢，科學上的發現，不僅僅是克服一些困難，最重要的就是要繼續不斷地有所積累，這個繼續不斷地長年的積累，是科學發現重要的關鍵。這樣的本子算起來可多了，大概我估計二百本吧。這個我還比較認真，在野外的時候，看到了隨時就把它記下來，勤能補拙嘛，這句話我非常欣賞。我自己沒有什么天分，勤快一點兒。
 

這是2003年8月劉東生在銀川水洞溝考察的情景,當時他八十五歲。就在那次考察的那個月之前，劉老剛剛在上海做過腎臟手術。但是劉老覺得這是一次難得的機會，這次考察也圓了他65年的一個夢。
 

劉東生：我1954年開始研究黃土，在這五十年的歲月，我感覺離不開黃土，但是更讓我離不開的，是和我一起工作的這些同志們，他們使得我們國家的黃土研究真正地能夠形成科研上的一股力量，還能夠真正地做一些事情，所以這個確實是我人生里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