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大工業基礎行業的中國鐵礦業，近十年來形成了一個“怪象”：擁有全球13.5%的鐵礦資源，自采率卻很低；消費量占全球一半以上，卻毫無議價權。十年來，我國鋼鐵業為之付出了近2萬億元的額外代價。

海關公布的2014年上半年數據顯示，我國鐵礦石進口量已達45716萬噸，同比增長19.1%。如此情景下，找到中國鐵礦業癥結所在，更好地應對國際鐵礦石價格變動，構建鐵礦資源安全穩定的供應體系，已不容回避。

定位之辯：是否該“拿來主義”

《中國鋼鐵需求展望報告》顯示，2013～2015年將是中國鋼鐵業消費的峰值，這一平臺期會持續7～10年。

同時，國際鐵礦石壟斷吞噬了我國鋼鐵企業的利益。數據顯示，2011年力拓、必和必拓兩大礦山的利潤超過我國77家大型鋼企的利潤總和。

“這十年間，國家進口鐵礦石造成的直接損失達2萬億元，特別是對鋼鐵這一基礎行業及其相關產業產生的負面影響更是無法估量。”《中國鐵礦行業中長期發展規劃》領導小組組長邵安林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

不過，鐵礦石進口量猛增的背后隱藏著一個悖論——中國并不缺鐵礦。目前已探明的鐵礦石資源量有700多億噸，居世界第四位。

中國鋼鐵企業似乎并不熱衷于開發自有礦山。“國內鐵礦石品位低、磨選難、生產成本高。”中國冶金礦山企業協會常務副會長雷平喜說。外加環境因素，國內有觀點主張加大鐵礦石進口。

“多少的進口率是我國鐵礦石進口的紅線？”對此，雷平喜表示很難衡量，“那要看‘紅線’是服務于經濟安全，還是政治安全。”

他表示，美國的鐵礦品質和中國類似，但在上世紀的戰爭年代里，進口礦受到影響，美國開始重視自身鐵礦業發展，現在其鐵礦自給率非常高。

先天不足：資源的現實挑戰

中國鐵礦石成本偏高，一個重要原因是鐵礦石資源很“貧”。目前，國內鐵礦石平均品位不足30%，遠低于巴西、澳大利亞等國水平。保有儲量中，貧鐵礦石占全國儲量90%以上，須經選礦富集后才能使用。而澳大利亞、巴西等國鐵礦石資源以富礦為主，很多可直接入爐冶煉。正是這道工序，成為中國鐵礦石生產高成本中無法忽略的部分。

據業內人士估算，全球三大礦業巨頭生產成本平均低于80美元／噸。而根據中國冶金礦山企業協會的統計數據，4000多家國內礦山企業中，低于100美元/噸的占65%，在100～120美元／噸之間的占15%，其他則高于120美元／噸。

早在2011年，中國鋼鐵工業協會等機構就正式推出中國鐵礦石價格指數。但在國際礦業巨頭擴產、壓價下，效果堪憂。價格戰，掐住了中國高成本鐵礦石的“死穴”。“因此，中國鐵礦石資源的開發利用，只能靠后天的技術和管理。”邵安林說。

以鞍鋼礦業為例，“它們在選礦技術上已經比較成熟，研發出了‘提鐵降硅’工藝，對紅礦選礦等均有探索。”雷平喜說。

“我國的鐵礦石資源貧（品位低）、雜（雜質多）、細（結晶粒度細）、難（難磨難選），這促使我們在選礦技術上不斷突破，集中精力開展選礦技術攻關。”鞍鋼集團礦業設計研究院院長劉曉明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說。

此外，“五品聯動”的管理理念也成了鞍鋼礦業的“省錢利器”。“五品”即地質品位、采出品位、入選品位、精礦品位和入爐品位，分別對應勘察、采礦、配礦、選礦、冶煉五大工序環節的關鍵指標。

目前，鞍鋼礦業的鐵精礦成本可控制在500元/噸左右。這一價格明顯低于國內市場價格，與進口礦相比也具有一定的價格優勢。

沉重的稅費：被拖垮的成本戰

盡管如此，在雷平喜看來，技術和管理在降成本方面的作用還很有限，鐵礦生產成本居高不下的癥結在于高昂的資源稅費。

“其他的資源行業稅費也重，但鐵礦是重中之重。”雷平喜表示，1992年鐵礦稅改時因特殊背景，部分鋼鐵增值稅轉嫁到鐵礦身上，多年未變。

“鐵礦石原礦最早大概是15塊錢左右的資源稅，如要生產1噸鐵精礦需要3噸鐵礦石原礦，那么鐵精礦就要繳納45塊錢資源稅，而1噸銅或鋁大約只須繳納兩塊錢。”雷平喜說。

中國鋼鐵工業協會副會長張長富曾表示，2012年每噸鐵精粉要上繳各種稅費平均約200元。

目前，國內鐵礦山平均要交12種稅和13種費，平均銷售稅費負擔率為25%左右。這一標準不僅遠高于澳大利亞、巴西4%～5%的鐵礦山稅費負擔率，也高于國內工業企業6%的平均水平。

“鐵礦山稅費負擔率日益過重的問題，嚴重影響到國內鐵礦山正常生產經營，影響到進口鐵礦石價格的合理回歸，影響到鋼鐵行業的盈利能力。”張長富表示。

近年來，關于將鐵礦業納入第一產業的呼聲日漸高漲。“國家首先要解決礦業的產業定位問題，把礦業當成第一產業和基礎產業。”雷平喜說。

他同時表示，中國冶金礦山企業協會正籌建鐵礦石稅費改革領導小組，試圖打破這一枷鎖。